胡汲古乐府序

宋林景熙撰。见于《霁山集》(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本、《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本)卷五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为宋末爱国词人，以文章风节著称于时，所以，论词非但不拘于“婉约”家数，反倒对时人沿袭《花间》之风，以婉约为贵、以粉泽相高的倾向颇有微词。序文起首即指出：“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乐府体固然也。”以“不过香奁组织之辞”，作为对《花间集》的评判，见出鄙夷与不屑之意，分明欲一笔抹倒之，以正本清源，扭转时尚。而“不知其靡”云云，则将锋芒指向追步《花间》者，讥讽他们已涉淫靡却浑然不觉，反而自以为得词体之正，乃词坛正宗。作者对他们动辄嘲笑与排斥词风豪放的“铁心石肠之士”的行径尤为不满。序中特意批评道：“一见铁心石肠之士，哗然非笑，以为是不足涉吾地。其习而为者，亦必毁刚毁直，然后宛转合宫商，妩媚中绳尺，乐府反为情性害矣。”“毁刚毁直”云云，表明流风所及，一些词家畏于时议而不敢在词中贯以“刚直”之气、肆以“豪放”之风，唯求所作有“宛转”、“妩媚”之致，合乎传统的绳墨。作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乐府反为情性害矣”。陈以利害之后，作者又晓以义理，进一步指出：“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这意味着在作者看来，词既为诗之苗裔，便当与诗一样“发乎情，止乎礼义”，承担起“美化厚俗”的使命。这番见地固然是本乎儒家诗教，但作者的出发点却是与道学家完全不同的。他强调“止乎礼义”，主要是反对一味言情、以致流于淫靡的做法，即反对“宛转”、“妩媚”过甚，有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美。这与他批评《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指责追步《花间》者“粉泽相高，不知其靡”，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且，从当时的背景看，作者所谓“礼义”，或许还包括民族大义在内。统观上下文意，作者显然认为，“止乎礼义”，便当不废“豪放”、不毁“刚直”，因为当此家国沦亡之际，作“豪放”、“刚直”的不甘陆沉之吟，正礼义之所存也。为了证明诗词之本质不当有异，作者泛论北宋词坛名家，而对王安石、苏轼不吝称许：“宋秦、晁、周、柳辈，各据其垒，风流酝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犹未也。荆公《金陵怀古》，末语‘后庭遗曲’，有诗人之讽。裕陵览东坡月词，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谓苏轼终是爱君。由此观之，二公乐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也。”既然由王、苏二家词可知，词在“根情性而作”这一点上“初不异诗”，那么，循以诗之法度，固其宜也。作者认为，在这方面，胡汲古词堪称典范。序中评胡汲古其人其词云：“严陵胡君汲古，以诗名，观其乐府，诗之法度在焉。清而腴，丽而则，逸而敏，婉而庄。悲凉于残山剩水，豪放于明月清风，酒酣耳热，往往自为而歌之。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义之正。”这就既充分揭示了胡汲古词的艺术特征，又为作者的词应“止乎礼义”、不废豪放说，提供了最现实和最重要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