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衍

清代评论老子的哲学著作。清初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著。写成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康熙十一年(1672)重订此书。翌年为其友人唐端笏携去，毁于火灾。现存本是其子王啗所藏的旧本。作者著此书是三十七岁，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渐臻成熟的过程。
《老子衍》认为，历来对老子哲学的解释和发挥都有偏颇，或是“强儒以合道，则诬儒”，或是“强道以合释，则诬道”(《自序》)。提出对《老子》及诸家注释要“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同上）。意思是说要深入其内部，袭取其有用的思想资料，暴露其依恃的根据，指出其瑕疵。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瑕疵，作者指出：“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同上）认为《老子》的哲学失之于偏激，固执偶然见到的东西，穿凿附会。
批评《老子》离物而言道，提出了“物与道为体，而物即道也”的观点，否认了有离开物而独立存在的道，道是物之道，即物质世界运动过程之道。这一思想后来在《周易外传》等著作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也反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说：“道含万物，而入万物，方往方来，蜿蟺希微，固不穷已。乃当其排之而来则有，当其引之而去，则托于无以生有，而可名为无。”这里把“有”解释为原来没有的东西（无）产生了，把“无”解释为原来存在的东西（有）消逝了。因此，“有”和“无”是指具体事物的产生和消逝。
在动和静的关系上，批评《老子》把动复归于静的思想，发展了它“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静与动，则动可名为静。可名为静，静亦乐得而归之。所谓守静笃者，此也。动与静，则静可名为动。可名为动，静与周旋而不死。所谓反者道之动者，此也。”认为动静是互相包含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静可名为动”，“动可名为静”，把动与静看作是统一的。
批评《老子》“不出户而知天下”。“物授我知”，认为知识是接触外物而获得的，“天下岂有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者哉！”
认为《老子》排斥竞争、物质欲望，崇尚自然质朴的小国寡民社会，是不足取的，“争未必起于尚贤，盗未必因于难得之货，必未必乱于见可欲”。
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整理标点后，与《庄子通》合编刊行。

《老子衍》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收入《船山遗书》。是作者37岁时所著，对老子哲学上颇有批判和发展。中华书局1962年曾将《老子衍》、《庄子通》二书合编一册出版。

老子衍

一卷。清王夫之(详见《周易稗疏》)撰。清以前为《老子》注释者，历代都有不同的宗派。各家都流传不同的说法，到王弼、何平叔二人均从《周易》乾坤之意阐述《老子》；鸠摩罗什、梁武帝二人又从事理因果方面阐释《老子》；陆希声、苏子由、董思靖以及焦竑、李贽等人纷纷以禅宗之论而注释《老子》。王夫之认为：历代各派互相杂糅，众说不一，令今人无从依据，于是尽废诸家之短，扩展各家所长。他作《老子衍》，引韩非、严君平，钟士季、王弼、陆希声、王介甫、王元泽、苏子由、吕吉甫、李息斋、邵若愚、张文潜、章安、叶梦得、董思靖、刘仲平、吴幼清、薛君采等诸家简单的注文，加以印证。注解展伸《道德经》之旨，并杂儒说于其中。王夫之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发展了老子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否定了 “人性不变”的说法，反对 “以知为行”和禅学 “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肯定了矛盾的绝对性，即认为矛盾是无时不在的，自然不能归结到消解矛盾，取消斗争。所述极为深刻。但此书语言时有欠通，某些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实乃本书的遗憾。现存《船山遗书》本、1962年中华书局王孝鱼点校 《老子衍·庄子通》本。

老子衍

哲学著作。为阐衍、评析《老子》之书。王夫之撰。以 “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的态度，对《老子》一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分析，取其合理的思想资料，批其谬误和缺陷。针对书中所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先天地生” 的论点，王氏指出，“道”并非先于天地而生，而是寓于万物之中，它“含万物而入万物，方往方来，方来方往，婉嬗希微，固穷不已”。针对《老子》 书中 “有生于无” 的命题，王氏指出，所谓“有”、“无”，只是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不同形式，当其“排之而来”，成形成象，则谓之“有”，当其“引而去之”，形消象散，则谓之 “无”。事物只有“来”或“往” 的转化，而不会无中生有或从有到无，“复归于无物”。他还说，“有” 与 “无” 乃相比较而存在，绝非孰先孰后，从而发展了 《老子》 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王氏曾于康熙十一年 (1672) 重订此书，惜遭于火。现本成于顺治十二年 (1655)，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据曾刻本校点，与《庄子通》合编刊行。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3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