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学说的发展

经络学说的发展系指有关经络的理论实践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临床各科、中药、针灸等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经络学说在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已经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但对经络的认识，其起源则是比较早的。关于经络系统的发现，与针灸术的发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气功、按摩等临床实践也有一定的联系。
针刺与火灸这两种治疗技术起源很早。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由于应用石器、应用火来治疗某些疾病，逐渐导致一些具有特殊治疗作用的部位的发现。这些部位称为“穴位”或“腧穴”。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由石针（砭石）逐步演变到骨针、竹针、陶针，最后产生了金属针。大约在殷商时期，即已制成金属针。金属针的制成，使针刺术产生了飞跃的发展。由于金属的韧性及制针术工艺的提高，使针刺穴位时取穴更加准确，针刺穴位时出现的循经传感现象(古代称为“得气”)，以及针刺治愈远距离脏器疾病的现象等，都是经络系统发现的基本前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不断积累，经络的发现由少到多，通过探索研究，由杂乱而逐步系统化。
约在战国以前，经脉和络脉已经开始系统化。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有关经脉及施灸术的帛书中，记载当时已有十一条经脉，分别称为足泰阳（巨阳）、足少阳、足阳明、足少阴、足泰阴、足厥阴、臂泰阴（巨阴）、臂少阴、臂泰阳、臂少阳、臂阳明等十一条脉。这一时期的经络，尚未曾与人体的脏腑、五行学说相联系，而经脉循行的方向，主要是由四肢末端走向躯体或头部，充分说明经络的发现，与针刺四肢产生循经传感现象的产生是密切不可分的。在每一条经络上，都有一些特定的点，气血在这里与体表相通，这就是穴位。穴位的发现先于经络（一说经络的发现先于穴位），特别是四肢末梢神经特别敏感的部位，穴位分布多，刺激时产生循经感传的现象的可能性也特别明显。《内经》共载穴位160个。晋代《针灸甲乙经》所引《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所载穴位为349。这些穴位，在四肢部位又有井、荣、俞、原、经、合等特殊功能的穴名。
《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和整理已经系统化。在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经络系统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天人相应概念的互相结合，使经络学说形成一个十二经脉的系统，亦即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气血沿着这些经络，顺序流动于全身，维系着人体的健康。这一学说已经紧密地与临床医疗实践相结合，应用于解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其他医学科学的分枝。
经络学说认为，经络是人体内气血循行的通道，互相连贯，如环无端。内连脏腑，外络支节。通过经络的联系，人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难经》把《内经》中所提到的十二正经以及冲脉、任脉、督脉、带脉、阴蹻、阳蹻、阴维、阳维等总结为包括奇经八脉在内的完整的系统。至此，经络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学说。
经络穴位图是针灸经络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迟在晋代就已经出现经络穴位图，当时称为“明堂图”，晋代已有《明堂流注》、《偃侧图》，指前面、背面、侧面的“三人图”。唐代《千金要方》已经提到当时用不同的颜色绘制经络三人图。
宋金元时期，根据《内经》关于气血在经络中运行与季节、时间关系的学说，发展成“子午流注”及“灵龟八法”，认为治病需根据气血运行至某一部位的特定时间，选穴治疗。此时，还特别讲究把药物分类归经，这是经络学说在本草学方面的应用。宋·王惟一整理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厘订正经穴位为354穴（名）。他还主持铸造铜人二具，上面雕注穴位及经络循行路钱。这些对于经络学说的普及和提高都起到较好的作用。元·滑寿的《十四经发挥》总结了十二正经及督、任二脉的循行方向，成为其后论述经络的主要依据。
明代经络学说发展更臻完善。杨继洲《针灸大成》是古代集针灸学之大成的著作，其中的穴位定为359穴（名）。李时珍对正经以外的奇经八脉做了考证和汇集，对其穴位也作了厘定，著《奇经八脉考》，从而使经络学说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清代在普及经络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许多经络歌诀一类的入门书相继问世 (如汪昂 《经络歌诀》等。经络不仅广泛应用于针灸，也与药物运用紧密相联。晚清以后，对经络的解剖研究开始出现。现代的经络学说在继承传统经验及理论的基础，又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开展了经络实质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