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推官书》

北宋张耒作。本文对“文”与“理”的关系作了颇为辩证的阐述。既说“文”是“寓理之具”，又指出“理”离不开“文”的表述：“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这里的“理”是指道理，不同于道学家的“义理”之“理”，也有别于秦观的“事理”之“理”。从上述辩证的观点出发，作者强调作家“明理”的重要性：“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同时提出创作上的“理达”要求。所谓“理达”，或许应当包括说理的鲜明性、深刻性、条理性、正确性乃至生动性诸方面。他把“江淮河海之水”形象地比喻成“理达之文”，足供我们玩味。这种“理达”要求是从苏轼所阐明的“辞达”说化来的。作者还从写作的角度提倡文章脉理，批评了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流弊：“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脉理”，指文章条理，指文章内在的逻辑性或脉络。这表明了作者对创作中逻辑思维的作用已有所认识。作者针对李推官的文章片面追求“瑰奇险怪”的弊病，论述了自然与奇险这一对风格范畴，也很符合艺术辩证法。文中推重作品自然的风格。“能文者，固不能以奇为主也。”但也不废奇险，以“水之奇变”，“因其所遇而变生”为喻，揭示了一种“不求奇而奇至”的风格美境界，实际上是提倡自然与奇险的统一。这同他的老师苏轼关于“文理自然”和“溢为奇怪”的艺术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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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李推官书》

宋张耒撰。此为作者第三次谪居黄州时与友人论文的书信，体现了他论文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文”是“寓理之具”，“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就“文”与“理”的关系来说，就文章的艺术形式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讲，这种文学观不无一定意义。他还给予“文”以相当的地位，指出有“知理者不能言”的情形，而能文者“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这就不仅意识到“道”不能等于“文”，不能代替“文”，而且也看到了“文”对传播“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章运用“江河淮海”之水来比喻“理达”之文，化抽象的理论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显得明白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