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次文代大会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文艺家(包括台、港、澳同胞)达三千二百多人，包括了从“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参加者到新近崭露头角的年青人这样整整五代人，丁玲同志称之为“五世同堂”。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作的《祝辞》，总结了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成绩，明确阐述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祝辞》是一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行动纲领。周扬在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专题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它着重论述了必须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创造的关系的问题。关于新时期文艺的历史使命，报告具体阐述了六项重任：积极发展各类文学艺术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提倡文艺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进一步普及社会主义文艺；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学习和文艺批评；加强扩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深化文学改革和弘扬民族创新精神，继第四次文代大会9年之后，1988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文代大会。夏衍在开幕词中首先肯定1979年以来的新时期文艺感应时代的脉搏而产生的深刻变化，接着历史地、科学地、辩证地分析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针对建国后30年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文艺界的现状，他明确指出：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不能脱离于政治之外；那种认为文艺比政治经济更为重要的看法是不科学的，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创作自由和尊重艺术个性又是建立在艺术家良知的基础上的；那种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倾向是偏颇的；那种片面强调民族性，反对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观念是偏狭的；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的作法是有害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祝辞。第五次文代大会是处在社会改革高潮中文艺界的一次盛会，是一个团结的、向前看的、繁荣文艺的大会，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运动的繁荣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