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学

空想社会主义即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具有现实性的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是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伦理思想，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萌芽阶段，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和意大利的托马佐·康帕内拉(Tomma-so Companella 1568—1639)。他们对私有制造成的道德败坏和社会灾难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判，并设想了未来公有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的精神面貌。在道德理论上，他们吸收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还比较粗俗的，他们对未来社会道德状况的描述，大多流于幻想。他们只是粗略地勾划出了自己的思想领域，用游记和小说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理想，还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他们的思想中还包含小资产阶级乃至剥削阶级的杂质。第二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让·梅叶(Jean Meslier 1644—1729)、摩莱里(Morrelly 1700—1780)、加布里埃尔·马布利(Gabriel Mably 1709—1785)和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1760—1797)。他们突破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学形式，开始从理论上探讨未来社会的道德原则。他们论证消灭私有制及其道德，建立公有制及其道德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初步的理论探讨，使他们的伦理思想具有了清晰的轮廓，产生了更大的号召力。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学说普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第三阶段是19世纪初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Claude 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叶(Charles Fonrien 1772—1837)和英国的欧文(RobertOwen 1771—1858)。他们在继承前辈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伦理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它是在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纷纷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伦理学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雇佣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相反，却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悲惨。在这种情况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道德及其基础进行了深刻的观察、研究、揭露和抨击，并把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和道德堕落的原因直接归结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二）由于有更为明确的哲学观点的指导，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道德的猜测、设计和论证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和理论化，并且克服了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要求历史开倒车的倾向，完全用时代精神改造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突出地提出和论证了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及其道德问题。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唯心史观的束缚，他们非常迷信和推崇和平过渡的方式，希图通过道德教育、理性启发和实验示范的方法，推行和实现他们设计的社会改革方案和道德理想。
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无情揭露与尖锐批判，是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中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王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是普遍对立的。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是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准则和唯一动力。每个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都对他人和社会充满仇恨和敌意，干着各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的事。这就必然造成道德败坏和社会犯罪。因此，要消灭社会罪恶，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道德学说是一种虚伪的辩护工具。他们指出，人类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道德学说都是虚伪的对劳动群众的欲望和要求进行压制，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辩护，是它们的共同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资产阶级压迫和愚弄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道德是压抑和违背人性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和爱情相互分离，婚姻不仅具有强制性，而且具有压迫性，实质上是对崇高圣洁的爱情的亵渎，是一种以金钱利益为基础的卑鄙欺骗行为。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了未来的人人有道德的理想社会，猜测和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他们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高度统一，人们只有在全体群众的利益中才能找到并实现自己的利益，公正、诚实和大公无私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原则；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教育，人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劳动成为基本美德，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是衡量人们价值和觉悟高低的唯一标准。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是一个和谐、幸福和博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