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学

秦汉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开创和确立时期。在此以前，中国史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史。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制度变革，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封建史学也酝酿出现了。诸子学派的思想家们围绕实现统一问题，利用历史资料论证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涉及对国家起源、历史进程、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认识，表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则对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同时，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非官方的历史著作，其中《铎氏微》和《虞氏春秋》开始注意探讨国家兴亡的原因，《纪年》和《世本》突破过去断代史和国别史的界限，成为我国第一批通史著作。还出现了有《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大事记》等历史撰著。这些都为秦汉史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秦统一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国家后，继承了前代的史官制度，见于记载的史官有柱下史张苍(《史记·张丞相列传》)和太史令胡母敬(《汉书·艺文志》)。秦代史官撰著的《秦记》可能起于秦哀公，终于秦二世，记述秦国始立于诸侯国至秦代灭亡六百年的历史。《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显示其处于较低发展阶段。这部秦代的历史著作也早已佚亡。云梦秦简中有一篇《编年记》是按年代编写的极其简略的大事记，起于秦昭王元年(前306)，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可算是秦代留下来的历史著作。秦代还未在史学上有所作为便灭亡了。汉代出现了司马迁、班固等著名史学家和《史记》、《汉书》等光辉历史著作，开创和确立了我国封建史学的传统。汉代史学肩负着总结封建统一国家成败兴亡经验的时代使命，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寻求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是西汉初年统治集团反复讨论的中心，讨论中出现了一批史论作品。其中陆贾所著《楚汉春秋》（已佚）是回答汉高祖“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何”(《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史论集，认为“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之术，极武专刑必然导致灭亡。贾谊所著《过秦论》认为，秦亡的原因不仅在于“苛刑”而且在于“失礼”，为汉代治国方略提供了借鉴。西汉初年的史论与政治密切结合，确定了“述存亡之征”的封建史学方向，但由于采用论说体裁，以论点为中心剪裁史料，未能成为系统的历史著作。经过汉初数十年的发展，汉代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局面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成了空前规模的中国通史《史记》。司马迁与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于它承担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在考察“天人之际”时，司马迁否定神意支配历史变化和个人命运的谬说。他在清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抛弃传说中的神话成分，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意从人类历史中清除出去。他力图依据具体史实说明神学史观产生的原因，揭露了“自古以来用事鬼神者”的言行，使人“具见表里”(《史记·封禅书》)。还指出神仙方术家是一些“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同上），批评阴阳家邹衍的体系“宏大不经”，“使人拘而多畏”(《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赞成“五德终始”的神学史观。《史记》虽然采用了“三统说”的个别论点，并没有全盘肯定“三统说”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天人感应”气氛浓厚的环境中，他力图把社会历史从神秘观念中解救出来，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在考察“古今之变”时，他坚持历史发展的观点，使其“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的方法，对历史过程作全面叙述，把握历史的本质，探求历史事变的原因和发展趋向。《史记》分析国家的兴衰变化，有时侧重于“形势”，有时侧重于人心向背和人谋得失，虽未免有夸大个人作用的地方，更多地时候却把政治、文化与经济联系起来，用经济因素解释事变的成因，表现出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史记》的贡献还在于它整理保存了系统的历史资料和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积累了先秦以来“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80种以上，加以亲身考察，所得的资料，“择其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而定取舍。对真伪难于判断的材料取审慎态度，“疑则传疑”或“疑则厥焉”。纪传体的史书体裁把“纪”、“表”、“书”、“世家”、“列传”结合为一体，基本能与封建时代社会结构对应，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古代社会历史的内容。《史记》成书后“汉晋名士未知见重”(《史记索引序》)，封建正统学者谓其“不与圣人同是非”(《汉书·扬雄传》)、“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然而“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从《汉书》起，历代“正史”无不承袭《史记》体例。其于思想史、文学史的影响亦极深远。东汉时期史学有明显发展。这一时期，有更多学者从事史书撰著，史书大量出现。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撰著196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改变了基本不过问修史的状况，开始直接干预其事。一些史学家得以利用朝廷收藏的大量图书，搜集丰富的史料，完成自己的撰著。司马迁至班固约二百年间，史学有进一步发展。这期间出现了褚少孙的《史记》“补阙”之作，刘向等15人的《史记》“撰续”之作，武帝太初以后至新莽时期的历史也陆续撰著成书。西汉成帝时期建立了国家图书馆，命刘向组织一批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大规模整理编目，刘向、刘歆父子编成《别录》、《七略》也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东汉初班彪著成《史记后传》百余篇，粗具西汉国史规模。班固奉明帝的命令，在这些史著的基础上，参取大量其他著作和档案，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基本撰成《汉书》。其妹班昭又奉和帝的命令补作八表和《天文志》，最后完成定稿，成为东汉史学的代表作。《汉书》充满封建正统思想，班固宣称“汉为尧后”、“膺当天之正统”(《典引篇》)，神化刘邦及其家世，而极力贬低与西汉前后相接的秦朝与新朝，谓其“皆炕龙气绝，非命之运，紫色蛙鸣，余分润色”(《汉书·王莽传赞》)。极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集权制，指斥游侠破坏封建礼法，主张封建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生活。称儒学“于道为最高”，视其他学派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宣扬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称其“有补于世”，为“告往知来，王事之表”(《汉书·刘向传》)的大学问。凡此皆与《史记》的倾向大相异趣，而与董仲舒的新儒学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相一致。班固也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力图通过《汉书》“以传世变”(《汉书·货殖传》)、“为世典式”(《汉书·序传》)。他以“势”的观念说明历史变化的原因。《汉书》中讲的“势”往往具有“天意”的含义，未能摆脱神学史观。但在许多地方“势”也具有现实历史条件、民心向背和经济状况的含义。他认为西汉数以百计的诸侯王大都骄淫失道，是“沉溺放恣之中，居势然也”(《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元帝、成帝以后渐失民心而成衰亡之势；“食足货通”是“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汉书·食货志》)之势。凡此皆所讲之“势”皆有非神学的含义。《汉书》完善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裁，与《史记》相比，《汉书》废除了“世家”，改“书”为“志”，严格划分了“纪”、“传”、“志”、“表”的内容。事皆载于传，而撮其要载于纪，志则一律记载典章制度，表则采用表格的形式记事，义例更加严整，条理更加清晰。“固《书》因迁之体而为，成之义例，遂为不祧之宗焉”(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汉书》还以记叙详赡著称： 人物传中完整地保存了大量对策、奏谏、论文；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较《史记》丰富；“志”、“表”较《史记》的“书”、“表”更为详备；《汉书·百官公卿表》是西汉官制最为完备的著述。《汉书》的“十志”中“沟洫”、“天文”、“郊”、“食货”、“律历”、“礼乐”六志包括了《史记》“八书”的记叙范围，又创设《刑法志》，扩大了记叙范围，使西汉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反映。东汉末年，荀悦对《汉书》删繁存要编成的《汉记》是一部编年体西汉史。《汉记》以《汉书》本纪为纲，采摘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年月编入本纪，对无年月可考之史事则连类列举，这是编年体史书编写上的一个创造，成为编年体断代史书的范式。荀悦十分重视史书的劝戒作用。他说：“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申鉴》卷二)这是对“述存亡之征”的封建史学理论的发展。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成于几代人连续记述，明帝时的班固、安帝时的刘珍、桓帝时的崔寔、灵帝时的蔡邕等都参与其事。这部东汉人所写的一部东汉史有114篇，记载当时史事相当详细具体，曾被视为东汉史的权威作品，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后来范晔的《后汉书》问世，《东观汉记》地位下降而逐渐失传，现仅存辑本。东汉还出现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两部史书，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的著作，对研究这段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部书除兼采历史文献中的史料外，还加入了不少民间传说，存在虚构、谬传之敝，开后代演义历史小说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