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农业技术

一般农作物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和作物栽培的基本原理，以及在战国时初步形成的轮作制，至此已得到确立。汉代先后出现了两种先进的耕作法，一是对大面积土地轮番利用并使之增产的“代田法”，另一是在小面积土地上提高单产的“区种法”，它们都是对“哇种法”的重大发展。耕犁在汉代已经基本定型。已出土的汉代实物中，既有轻巧灵便、适于耕垦熟地的小型犁铧，又有锐利厚重，适于开辟荒地的大型犁铧，还有用于开沟作渠的特大型犁铧，已能根据用途的差异，铸制不同的规格型号。畜力犁的主要构件，如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犁壁等，此时均已齐备。仅以犁壁为例，就有向一侧翻土的菱形壁、板瓦形壁，向左右两侧翻土的马鞍形壁等多种形制。“牛耕法”不仅在中原地区普及，而且推广到边远地区。此外，汉代还创制出播种的新式工具“耧车”；谷物加工的新式工具“践碓”（脚踏碓）、畜力碓和水力碓，以及扬谷用的风车；农业运载工具“一轮车”（独轮车）等。汉代新创作的以《汜胜之书》为代表的七部农书，标志着中国农业科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园艺方面，汉代有几项突出的发明创造。一是在蔬菜栽培方法上发明了“温室栽培”。另一是套作法，在瓜田里可间种薤或小豆（采其嫩叶当蔬菜），这种巧妙的种植方法是套作的雏形，后来并引用到大田作物中去。三是嫁接法，当时的种瓠法中曾讲到用十株瓠接在一起成一根蔓，蔓上只留三个果实，使十条根系共同滋养一根蔓上的三个果实，以求结出特别大的瓠。虽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愿望，但它却是关于嫁接法的最早试验。汉武帝曾屡次令人把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果树，如荔枝、龙眼、橄榄、柑桔等移植到气候较寒冷的长安，虽然“岁时多枯瘁”，但有一些还能成活，并能“稍茂”。又如汉通使西域，带回蒲陶（葡萄）、苜蓿，栽种在宫苑路旁。反映出当时育苗、起苗、护苗、装运以至定植、护养、防寒等一套操作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畜牧业方面，秦在边郡设立牧师苑，汉在边郡设立马苑，成为后代中央政府建立大规模养马场的先声。汉代曾先后从乌孙和大宛等地引进了西域良马，其中一部分是用来改良内地马种的。驴、骡、骆驼开始从长城外陆续大量输入。西南地区的四川在汉以前就开始了养马，东汉时又在四川、云南等地开辟了国家养马场。在一些出土的汉代陶瓦猪模型的外形体态上，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些家猪良种，而与中国现在的某些家猪品种有着血缘继承关系。兽医在汉代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当时民间已有了专业兽医，还有因善治马疾而致富的专家。从出土的汉代竹简简文中，记载有边塞障燧一带治疗牲畜疾病的医方，如“治马伤水方”、“治马头涕出方”等。家畜鉴定和选种技术亦有较高水平，与之相关的家畜外形学知识，即“相畜”已有“以相牛立名者”、“以相马立名天下”者的专家，已有专门的著作出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相六畜》三十八卷。通过《齐民要术》保留下来的汉代《相马经》（一说是汉以前的），已认识到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还科学地指出相马的关键和一些关于马的外形的知识与理论。东汉马援师承几代相马专家的经验，铸作铜马，以为“铜马式”，即以此作为相马的标准。在宅前屋后栽桑，已成为秦汉时农民基本的家庭副业之一。从东汉画像砖中反映出，这时有的地主已经营大规模桑园以贸厚利。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及养蚕用的箔筐之类器物，可知最迟到东汉后期，内蒙古南部一带已经发展起蚕桑事业。关于蚕桑的栽培技术，汉代已开始种植地桑，已有二化蚕出现，“原蚕一岁再登”，就是一年能养二次蚕，并讲究养蚕的方法，如要“浴种”，用清水洗去种卵卵面上的污物，这是保护蚕种防治蚕病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要整治“蚕室”，使之防风、防鼠和保持一定的温度。这种从饲料到饲养的技术措施，保证了生丝的产量与质量。《太平御览》记载汜胜之曾著有《养蚕法》，虽然此书早已失传，但能够说明当时已有桑蚕知识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