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¹⁾，犹不可期⁽²⁾，况乎天理之溟漠⁽³⁾，又安可得而推⁽⁴⁾?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⁵⁾，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⁶⁾。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 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⁷⁾，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 其雄辞閎辩⁽⁸⁾，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⁹⁾，上下往复⁽¹⁰⁾，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¹¹⁾，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¹²⁾，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¹³⁾，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 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¹⁴⁾，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¹⁵⁾。功名成就，不居而去⁽¹⁶⁾，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 ⁽¹⁷⁾，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¹⁸⁾。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¹⁹⁾，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 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²⁰⁾?

〔注释〕(1)致： 做到。(2)期： 期望。这里指期望成功。(3)溟漠： 渺茫，幽暗难明。(4)推： 推知，捉摸。(5)器质： 器量、品质。(6)瑰琦： 奇特，美好。(7)幽韵： 幽雅的韵致。(8)閎辩： 博大的议论。(9)仕宦： 做官。(10)上下： 指官职的升降。(11)屯(zhun)邅(zhan)：处境困难。困踬(zhi)： 遭受挫折。踬：跌倒。(12)压： 压抑，指贬谪。起： 起用。(13)后事： 指皇位继承的事。(14)指顾： 手指目视，比喻迅速。(15)千载而一时： 千年才遇到一次，形容难得。(16)居： 居功。(17)异物： 指尸体。(18)箕山： 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颍水： 源出登封县境的颍谷，流经颍州入淮河。尧时隐士许由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 ，后人因称箕、颍为隐士所居的地方。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葬于新郑县。湄： 水边。(19)歔欷： 叹气、抽泣声。(20)其谁与归： 将归向谁。

〔鉴赏〕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宋初文坛的一代宗师、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元老重臣欧阳修去世了。皇帝追赠他为太师，谥“文忠” ，天下士人莫不涕泣歔欷，欧阳修可谓极享哀荣。当时身为宰相而又对欧阳修有知遇之感的王安石写了这篇《祭欧阳文忠公文》，高度概括、评价了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敬爱之情。

封建士大夫阶级历来注重立德、立功、立言，而尤重德与言，即道德与文章。王安石这篇祭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以盛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作为重点。而这两者确是欧阳修一生最突出的两方面。所以，作者在祭文第一段以议论开头之后，就分别评价欧阳修道德文章两方面的成就。祭文第二段先盛赞欧阳修的文章。王安石反复从“积于中” 和“发于外”两个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 ，是论欧阳修“积于中”的修养。“器质”指人的才能和品质，“智识”指人的智慧和识见，“学术”指人的学问。对这三者，分别以“深厚” 、“高远” 、“精微”加以评定，用词极见准确。“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是说欧阳修“发于外” 的文章的风格。“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八个字，用得也十分精当。这是第一层。在第二层中，王安石继续从内外两个角度分析，不过，不再使用高度精炼的词语，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作比喻，“江河停蓄” 比喻欧阳修道德学问之深厚浑灏，“日星光辉” 比喻欧阳修文章光彩四射。连用两个比喻，既使人体会其文章的博大精美，也使人理解“积于中” 与 “发于外” 的内在联系。韩愈曾说：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李翊书》)王安石的这个比喻表明了他的古文理论与韩愈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肯定“积于中”与“发于外” 的关系。不过比韩愈又有所发展： 韩愈说的根与膏，偏重于立德与养气，王安石所说的“中”则包括器质、智识和学术三部分，更强调了知识和学问的积累。这也是符合欧阳修的实际情况的。接下去，“其清音幽韵”二句是这部分的第三层，继续用形象化的比喻赞赏欧阳修文章在语言上的特点，指出既有优美的一面，又有雄健的一面。从第二层起，王安石连用了两组严整的对偶句，比喻恰切，语言轻捷优美，对欧阳修文章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是这一部分的第四层，说明欧阳修表里一致，文如其人；同时自然地引出下文，转向对欧阳修道德的评论。祭文的第三段，赞扬欧阳修的道德。王安石先后从气节功业、出处进退两个方面进行了评论。从“呜呼”至“晚而不衰” ，是第一层次，赞美欧阳修不惧压抑、排挤和打击的进取精神。四十年的仕宦经历中，欧阳修一贯秉持正义、不畏强权，因而多次被贬官。例如，仁宗景祐三年(1036 )，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指责他不肯为范仲淹说公道话，高若讷把信上奏给皇帝，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后来经过几次迁调，才被召回朝中。到了仁宗庆历初年，欧阳修担任右正言(谏官)知制诰(主管给皇帝起草诏令)，因为不满于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名臣被相继排挤出朝，于庆历五年(1045)上疏为他们分辩，而被贬知滁州。所以，王安石说欧阳修是“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 。他之所以“既压复起” 、“终不可掩” ，从客观上说是“以其公议之是非”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具有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王安石盛赞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从“方仁宗皇帝”至“颍水之湄” ，为第二层次，盛赞欧阳修“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的高风亮节。宋仁宗无子，去世前二年(嘉祐六年)，身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奏请仁宗立其侄曙为皇子。嘉祜八年三月三十日夜，仁宗突然病死。四月初一黎明，韩琦和欧阳修入宫，奉皇后命召皇子即皇帝位。当时赵曙只有皇子之名，尚未立为太子。韩、欧等帮助皇后当机立断，英宗才得以即位。这是欧阳修的一大功劳。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王安石写得既简括又传神，他从两方面落笔，一写仁宗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 ，表明仁宗知人善任，二写欧阳修 “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 ，表明欧阳修临大事果然不负重托。这两个方面紧紧呼应。对于他的迅速决策、从容指挥的果断、干练，王安石极为钦佩，誉为 “千载而一时” ! 祭文在这里赞颂欧阳修的功业，目的是衬托欧阳修的 “不居而去” ;对于这种功成不居的精神，王安石更是无限敬仰，说这种“出处进退”的“英魄灵气” “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这是说它既有古隐士的风范，更将与山河同在，永存不泯。

这篇祭文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饱含着对逝者的无限敬爱与悼念之情。这种感情除了表现在对欧阳修道德文章的高度赞扬上，也流露于祭文的字里行间。王安石在表达上用了下面两种方法。其一是用衬托之法，突出作者对欧阳修的敬爱。如文章开头就说：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这里强调人事不可期、天理不可推，意思是说事之成败难以预期，而欧阳修生有令名、死有美誉却是肯定无疑的，这就衬托出欧阳修的成就之大，表达出对欧阳修的崇敬、赞美。祭文的第四段又说：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这里是用天下之人的悲，衬托朝中的士大夫、平昔与欧阳修交往之人的甚悲，更衬出象自己这样对他衷心向慕而瞻依的人之悲不自胜。文章用了“且”、“而况” 、“又” 等词语，表达了这种层层衬托、推进的关系，借以表现自己的无限哀痛之情。其二是祭文以擒纵之法增加文势的变化，而又做到首尾呼应。全文围绕一个“悲”字层层转折，展开议论抒情。如祭文第一段以议论领起，说欧阳修虽死可以无憾无悲。第二段紧承无悲生发开去，盛赞欧公的文章道德，确乎可以无悲的了。这两段从文章的开阖变化来讲，属于纵。但欲擒故纵，纵是为了擒，所以第三段用“然……”的句式把文势转回，说明尽管欧阳修本人可无憾无悲，但天下的人都为之涕泣歔欷，何况作者失去平生敬仰的楷模和知己，格外要悲了。文章第四段收束全文，本身就是擒纵。它是一个转折复句： “呜呼！ 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首句是说，人有生必有死，此理自古如此，则欧阳修之死亦属此理，当不足为悲。这是一纵。后句用 “而” 字一转，说，想到死者长逝，不可复见，因而临风想望，实在不能忘情，又焉能不悲！ 这是一擒。从开头到结尾，文章几经转折，最后仍收束到“悲” 的意思上，增强了全文深沉的悲悼气氛。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 舞䲡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 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 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絮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葡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

(《苏东坡全集》)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欧阳修去世了，文坛震动，士林悲哀。当时苏轼只有30余岁，正自请在外，闻知噩耗后，心情非常悲痛，便写下了这篇祭文。
 在苏轼的文学成就未全面展现以前，欧阳修是北宋文坛公认的领袖，他在诗、词、文、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他又喜欢提携青年，奖掖后进，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出自其门下，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文章一开头就对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喻为“大川乔岳”,认为他在文坛上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欧阳修早年家境贫困，晚年官作得很大，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如青苗法等是不赞成的，他去世时，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高潮之际，而苏轼本人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有不同意见，在政治上与欧阳修的态度较为一致，因此，他认为欧阳修的去世不仅是文坛的一大损失，同时也是他们这一派政治势力的一个重大削弱。文中“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 (稽疑此处指不同政见的争论) 等语，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 “变怪杂出”、 “舞鰌鰌而号狐狸”等，都是暗指王安石及其新党。
 由于欧阳修年轻时主张革新，要求去除积弊，曾受到政敌的打击排挤，屡被罢官贬职，所以文章随后又追述了他坎坷起落的一生。最后又以自己与欧阳修的私人交往和悲痛的悼念心情而结束。
 该文因涉及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过去一直未被入选，此次收录，本身就是一个突破。而从文章本身来说，感情深痛，情辞哀切，整个行文中都有一股痛悼之情溢于言外。语言上多有排比，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作者的骈文根底是很深的，但绝无矫揉造作之态，而是真挚流畅，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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