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承受力

最小限度内风险、合理界限内风险、超荷临界点风险三个等级的社会风险，以及这三个等级的社会风险由小到大的过渡过程中经历六个阶级，其客观依据在于社会系统对于风险的不同承受力，即社会承受风险的不同能力。社会起码的承受力一般与合理界限内风险相吻合； 而社会承受力的极限一般与风险超荷临界点相对应。社会管理活动必须遵循合理的风险与适度承受力的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开始贯彻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原则，即在总需求不足而出现过度失业时，政府应当干预，设法提高总需求水平，消除过度失业现象； 而在出现过度需求，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政府也应当进行干预，设法降低总需求水平，控制通货膨胀率。因此，政府并不需要时刻采取需求管理措施，而是根据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社会可承受程度，再决定是否进行干预。当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处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界限之内时，政府不必过问，因为社会可以承受得起一定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造成的震荡。实际上，这是对于合理风险与适度承受力机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表现的认识与利用。
社会对于震荡与不安的承受力的大小，不仅受社会震荡与社会不安的程度（如前面所讲的六个阶段） 制约，同时还同社会物质实力，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社会物质实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即相当于 “综合国力”，综合国力越强的国家，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越大； 反之亦然。社会心理因素在这里主要包括： 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任程度； 民众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期，民众对社会震荡和社会不安的心理准备； 各个社会集团根据实际得益而产生的相对满足感或相对剥夺感；各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传统等等。一般来说，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越信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期越乐观，对社会震荡和社会不安的心理准备越充分，各个社会集团的相对满足感越大，相对剥夺感越小。社会心理传统越灵活越有应变力，则社会对风险的承受力越大； 反之亦然。因为社会物质实力在短时期内不易发生重大改变，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对于震荡和不安的承受力，就必须高度重视对社会心理的利用和控制。
首先要正确对待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包括：
❶准确了解、认真研究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应当健全民意调查机构，继续办好现有的各种 “内参”；各级政府的城乡抽样调查队应当成为领导、人员、经费三落实的常设组织，扩展调查的内容，涉及现实当中各种敏感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各级政府可以选择一些人数集中，思想活跃，民主空气浓厚，参与意识强烈的企业或高校，作为自己调查民意的固定联系点，及时捕捉群众的心理情绪； 还应当允许和支持建立若干民间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民意的调查、测验和咨询服务活动。
❷主动适应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为了主动适应它，以免超越它而失去大多数群众的有力支持。比如，我们在刚开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候，对于群众中普遍出现的 “私人雇工是不是剥削”、“租赁、承包会不会引起化公为私” 等忧虑，或则断然表态 “租赁、承包不把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的办法”，提出 “雇工是不是剥削”的问题 “三年不议”，以后又 “再看三年”，直到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的原则，才含蓄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将容忍适度的剥削。
❸积极提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社会心理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心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是一个可变量。在主动适应它的同时，也应当积极提高它。领导者有责任教育、引导群众，而不能老是尾随在群众心理承受力的后面，放弃领导职责。比如，不到不得已的地步，中国的老百性是不会轻易改变他们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的，这样富有惰性的社会心理，改革断不能进行； 不顾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改革也不会成功。我们在处理这对矛盾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当有的干部职工既想不端 “铁饭碗” 而去搞个体经营，又怕承担退职的风险时，我们采取了较为妥贴的政策—— “留职停薪”。当推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时，我们采取了对因非责任事故引起的财产损失实行社会保险、对因非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实行豁免等配套措施，甚至让企业和承包者全部地负盈、部分地负亏，打消了企业和承包者的顾虑。当开始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时，我们提出了实行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的原则，以安定现有在职固定职工的心理情绪。当然，这些办法中有不少只具有过渡性，在改革过程中很快会由动力变为阻力，因而需要后续的深化改革措施。作为改革的控制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改革措施中有哪些是迫于群众的承受能力所限因而具有过渡性，从而以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去提高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再反过来从提高了的心理承受能力出发，深化这些改革措施。
其次，要适当降低社会心理对社会运行状况的预期值。社会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即使我们的社会进入了良性循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也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如果社会心理对社会运行状况的预期值过高，就会同社会运行的实际结果相抵触。预期值越高，失望就越甚，因而对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就越弱。现在无论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还是在社会公正、民主参政方面，都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高预期值。在物质利益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越来越强的 “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不仅存在于全民企业之间，还来自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攀比，来自高收入的个体户，首先致富的农民、获得高额利润的民办公司以及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地区的刺激； 并且跨越了国界的限制，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对我国国民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消费意识超前” 了。在社会公正方面，人们以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人间的各种不平都要被铲除，社会的各种弊端都要被克服。然而，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愿： 生产领域里的平均主义远没有破除干净，却又出现了流通领域里的巧取豪夺； 以权谋私在商品经济的新条件下发展蔓延，行贿受贿、贫富不均相当严重； 社会公正原则受到 “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 的强烈冲击。在这些问题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人为的失误造成的，应当坚决而稳妥地予以解决； 可也有一部分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避免。舍弃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公正就只能陷入空想。这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着 “公平意识超前” 的现象。在民主参政方面，也有 “民主意识超前” 的现象，有人以为民主政治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超越社会现有政治体制结构的承受能，一蹴而就。
国内外都有人注意到一种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震荡，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处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1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400美元到1000美元，正是社会由 “温饱型” 向 “小康型” 转轨的时期，是经济起飞、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时期。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这个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在温饱问题未解决时，人们的社会需求是低层次的、单一的、比较容易满足。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的需求结构多元化，而社会的供给结构还来不及作相应调整，往往引起不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工业，流进城市，引起城乡社会剧烈变动； 市场的发育和竞争的展开，造成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再分配，导致低收者的愤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抑制 “消费意识超前” 等现象，如果不是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不造成相互理解、同舟共济的和谐气氛，是不可能把社会风险控制在合理界限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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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承受力

是指社会对于经济变动的承受能力。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和居民的心理因素有关。它的临界点受以下因素影响：
❶居民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差，社会对经济变动所能承受的程度就越小。反之，社会对经济变动所能承受的程度就越大。
❷居民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这里包括对物价上涨速度的估计； 对市场供应情况的估计； 对就业形势的估计； 对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估计等。如居民对此持悲观态度，他们对经济变动的承受力就会减弱。如持乐观态度，他们对经济变动的承受力就会增强。
❸居民的心理准备。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当前的经济变动是否是居民事先预料到的，如是则承受力大，如不是则承受力小； 其二是居民以前是否经历过类似的经济变动，如以往是有经验的，社会承受力就相对大一些，如以往无经验，则社会承受力就相对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