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稼翁词集序

宋曾丰撰。见于《知稼翁词》(有明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毛晋辑《宋名家词》本、《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本、汲古阁《宋金词七种》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为黄公度《知稼翁词集》作序，意在阐释与宣扬其“发乎情性，归乎礼义”的创作主张，故对古今诗词，概以是否“发乎情性，归乎礼义”作为衡量其优劣的标准。于是，合乎这一标准的“商周之乐”便备受褒扬，有违这一标准的“汉之乐”则受到贬斥：“夫颂类选有道德者为之，发乎情性，归乎礼义，故商周之乐感人深。歌则杂出于无赖不羁之士，率情性而发耳，礼义之归欤否也，不计也。故汉之乐感人浅。”对苏轼词，作者也以这一标准来衡量，并加以苦心孤诣的解释，力图使之成为自己的创作主张的最有说服力与感召力的验证：“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馀耳，犹有与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性情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作者不同意《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非口食烟火人语”的看法，因为：“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仅尘外语，于礼义遑计欤？”对序主黄公度的《知稼翁词集》，作者更是处处以“发乎情性，归乎礼义”说相比附，视之为自己上承汉儒绪馀的创作主张的又一标本：“泉幙之解，非所欲去，而寓意于‘邻鸡不管离情’之句。秘馆之除，非所欲就，而寓意于‘残春已负归约’之句。凡感发而输写，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而安，非能为词也，道德之美，腴于根而贵于华，不能不为词也。”如此拘执于“归乎礼义”说，解词自不免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一似汉儒说诗，其泥古倾向与道学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其中的“道德之美，腴于根而贵于华”云云，是由韩愈《答李翱书》中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说脱化而来，其要乃在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制约作用，因而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作者对黄公度的才具推许甚高，以为如果天假其年，“俾更涵养，充而大之”，则“可与文忠相后先”。这仍然是从加强道德修养的角度来提出其假想。通观此序，固然主要体现了作者迂执、保守的词学观，鲜见可取之处，但它却代表着当时的一种倾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