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

当代在生物医学模式和心身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它坚持从人具有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属性的统一整体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不仅与他们的遗传基因、各种理化因素及微生物作用有重要关系，而且与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人格特点、情绪状态等社会、心理因素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疾病系谱、死因系谱和治疗方法三者来看，精神疾病日益增多，出现所谓现代社会文明病(如冰箱综合症、空调综合症、电脑综合症、城市忧郁症等)，心血管、脑血管、恶性肿瘤等与精神因素有关的疾病或心身疾病死亡率排在当今世界死因的前三位，传统医学的“三大法宝”即药物、理疗和外科手术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医学治疗的需要，故确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机的需要，也是促使医学模式更加人学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虽系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构成现代医学的核心，但它具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重视人的生物性，忽视人的社会性；重视生理功能，忽视心理功能；重视生物、理化致病因素，忽视社会、心理因素在致病中的作用；重视局部的具体病变，忽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在《需要新的医学模式》一文中，批评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的“身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故障的结果，医生的任务就是修理机器”，并指出“在这种框架内没有给病态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故我们抛弃旧的医学模式的弊端，坚持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乃是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omedical model

在生物医学模式和心身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它以系统论作为其概念框架，认为对人或人体的研究应当在一个多层级的系统内进行。这个系统上自生物圈、社会和集体，下至人体的器官和器官系统、组织、细胞、细胞器、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这些层级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或影响，决定着人的健康和疾病。在人和人体这一层级上，它认为人除了生物学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和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它将人的这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观点来探讨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它认为，不仅心身疾病，人类的任何疾病中都既有生物学方面原因，又有心理和社会方面原因，某种疾病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生物性的，但心理、社会因素可以影响人体的抵抗力和对生物学致病因素的暴露机会，从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且一个人患病后也会影响他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此，在任何疾病的长期治疗中，都应当包括针对病人的身、心和社会方面的措施。同样，在疾病的诊断、预防和对病人的护理过程中，也都应当以系统论和整体的观点为指导。这个模式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排斥生物医学研究，而是强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以及医疗保健措施的研究必须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是仅从生物学方面）进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医学的进步， 已导致“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变化。在工业化社会，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病已不再是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同时，与心理社会因素或心理应激有关的疾病却构成了对人生命的巨大威胁；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高血压，这些“文明病”已成为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故这种新的医学模式日益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梁宝勇 撰 车文博 审)生物医学模式(biomed_ical model) 关于医学的概念模式之一，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百年间医学科学的一系列重大进步的产物。这些进步主要有哈维(Harvey, W.)的血液循环学说和实验生理学， 莫干尼(Morgaghi)的解剖学发现， 魏尔啸(Virchow, R.)的细胞病理学， 巴斯图尔(Pasteur, L.)和科赫(Koch, R.)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以及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 以及器官移植、人工脏器和药物学新进展等。生物医学的这些重大成就无疑大大地增进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增加了医师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技能。故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生物医学的研究在当前和未来仍需不断地深入和强化。但作为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指导思想，生物医学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著名心身医学家恩格尔(Engel,G.L.)指出，这个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常态的、可测量的变量来解释，它没有给病痛(illness)的心理、社会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它将人的生物学方面同心理和社会方面隔裂开来，把疾病看作是孤立的实体，把人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并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水平上找到形态学或化学变化，都可确定其生物学或理化的特定原因，并且都能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可见，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生物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事业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模式作为指导方针，这就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