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之辩

天理人欲之辩的简称，亦称理欲之辨。其含义，一是指对理和欲两者进行辨别或辨析；二是指理和欲的关系问题，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欲望关系问题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中争论的核心问题。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孔子主张“节欲”，提出“欲而不贪” (《论语·尧日》)。孟子言“寡欲”，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更多地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他坚持“欲即性”的观点：“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同上书，《性恶》)，因此，“欲不可去”(同上书，《正名》)，应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同上书，《礼记》)。在先秦，与“欲”对立的观念是“道”；后来演变成了“理”或“天理”。把“天理”和“人欲”作为一对伦理道德范畴首先提出来的，是汉初的《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意谓人为物欲所诱惑，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之情，就是灭掉天理而穷极嗜欲，这是悖逆之心和淫佚之事的根源。在两汉时期，董仲舒阐发孔孟思想，主张“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卷9)，强调道和理，轻视功利和物欲。王充反对说：“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论衡·治期》)认为只有人们的物欲得到满足，才能为善，做到有“理”。到魏晋时期，“理”、“欲”问题的争辩仍在继续。王弼继承老子的“无欲”，主张“无所欲求”(《老子》第80章注)，“和而无欲”(《老子》第49章注)。裴頠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同时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而减损“天理之真”，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论证和发挥，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宋代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思想家们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张载首先讨论理欲问题，提出理欲之分，说：“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正蒙·诚明》)程颢、程颐全面探讨了理欲问题，极力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二程以“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本原，而“理”的实际内容就是封建伦理道德。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遗书》卷5)。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遗书》卷15)。南宋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详尽而系统地论述了天理人欲问题，是“存理去欲”说的理论完成者。他指出“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语类》卷13)特别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5)，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13)，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上书）。他又将天理人欲之辨称为人心、道心之别。说“道心者天理也”，“人心者人欲也”(同上书，卷78)，只要人们克服私欲，就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与程朱不同，陆九渊和王守仁以“心”为宇宙物质的本原，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理就是存在于人心中的良知、善念。但在坚持“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观点上，他们与程朱派是一致的。陆九渊虽不赞成理欲之辨，认为天人非二，不应以天为理而以人为欲，但他重视义利之分，实际上还是主张“存理去欲”之说。王守仁极注重天理人欲之辨，认为“良知即是天理”(《与马子莘书》)。人欲之昏蔽虽使良知不能见，但只要去人欲便可以复天理，人如能做到“此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便可以成为圣人。宋明时期和程、朱、陆、王对立的，是王安石、陈亮、叶适、罗钦顺、李贽、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的理欲观。他们一般认为理欲是统一的，人欲是合理的，因而主张人欲不能去。王安石认为义利（理欲）是统一的：“理财乃所谓义也”(《答曾公立书》)。陈亮主张“天理人欲可以并行”，认为声色臭安佚乃“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陈亮集·问答下》)叶适认为“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其释义未精也”(《习学记言》卷2)，反对“尊性而贱欲”(同上书，卷8)。罗钦顺说：“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困知记》)主张以理节欲，反对存理灭欲。李贽进一步阐发了理欲统一的思想，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肯定“人伦”就存在于物质生活之中。与“灭人欲”针锋相对，他宣扬“人必有私”(《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从“趋利避害，人人同心”(《焚书》卷1)出发，强调“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道古录》卷上)，指出“去人欲”是不可能的。他对寡妇再嫁给予深刻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认为再嫁不是“失身”，而是“获身”，这是对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对宋明时期理欲之辩进行全面总结的是王夫之。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挥了李贽等“理存于欲”的理欲统一的主张，从理依于气、道寓于器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反对程朱陆王把理欲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读四书大全说》卷6)，认为“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卷2)，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否定理欲的对立，与王安石、陈亮、罗钦顺等只见统一不见对立的观点有所区别。认为人欲不仅不等同于天理，而且还可以“害天理”。“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厌鞠人之欲者矣。” (《诗广传》卷3)人的物质欲望是难以满足的。对于人人所需求的“公欲”固然应给予满足；但对于私欲，则要加以克制和禁止，以防私欲的泛滥。清代的唯物主义思相家戴震继承了王夫之的思想，对存理灭欲的观点反驳得最彻底：“理者存乎欲者也”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应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同上书，卷下)。他尖锐地指出：“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同上书，卷下)，其实质是“以理杀人”(《与某书》)。参见“天理”和“人欲”。

210 理欲之辩

古代伦理思想史上持续了几百年的关于天理和人欲的辩争。其实质是义利之辩的继续。天理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人欲是个人的欲望和物质利益要求。始论天理人欲关系的是《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宋明理学重视理欲之辩，把理欲截然对立，认为天理是“仁、义、理、智”的纲常伦理，人欲是人们的生活欲望。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程颐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朱熹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明王守仁主张“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反理学思潮发端于南宋陈亮、叶适。陈亮与朱熹反复辩驳，提出天理人欲不可分，人欲适度即是天理；叶适主张功利主义，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其释义未精也”(《习学记言》卷二)。明王夫之认为“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反对“离欲而别为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八)。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瞽言·无欲作圣辩》)。清戴震强调天理和人欲应统一起来，认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