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

指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具有现当代特点的新文学。它发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1917年在西方民主思潮和进步文学影响下，陈独秀等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文学革命大旗，鼓吹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猛烈扫荡封建主义及其旧文学。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文学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以鲁迅小说和郭沫若诗歌为代表，实现了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大变革，体现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使文学开始接近人民大众。1921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先后成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文学的两大主潮，并相继出现了新月社、南国社、湖畔诗社、语丝社等众多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创作上产生了《呐喊》、《徬徨》、《女神》等思想与艺术都相当成熟的作品。涌现出茅盾、叶圣陶、闻一多、徐志摩、周作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等成绩显著的作家。在与代表复古势力的学衡派，甲寅派的斗争中，新文学阵营不断壮大。为引导新文学进一步接近劳苦大众和反映社会现实，早期共产党人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并开始出现蒋光慈等人直接反映党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这些主张和初步实践，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无产阶级开始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高涨，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应表现“农工大众”，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但因倡导者存在某些“左”的倾向而与鲁迅，茅盾等人发生过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鲁迅、瞿秋白等作家，努力译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以此为武器，先后与现代评论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作斗争，抨击了反动逆流，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左联”作家还多次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明确了文艺创作紧密联系现实，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并普遍重视塑造革命者和工农的形象，反映群众的觉醒与斗争。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以及夏衍的戏剧、臧克家的诗歌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左联”还培养了丁玲、张天翼、殷夫、叶紫、艾芜、沙汀等大批文艺新人。受左翼文学运动影响，巴金、老舍、曹禺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发表了《家》、《骆驼祥子》、《雷雨》等现实主义名篇。同时文学作家沈从文和现代诗人戴望舒等，也以其各具特色的作品为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左翼文学运动内部也存在某些分歧，导致了后来“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和组织下，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创作了大量通俗化的小型抗日作品，显示出文学与时代和人民的密切结合。随着作家对现实生活认识的加深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重视，产生了《淘金记》、《腐蚀》等现实主义小说，《屈原》等革命浪漫主义戏剧，以及艾青、田间与七月诗派的诗歌。解放区作家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自觉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开始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品多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塑造和歌颂工农兵中的新人，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以其思想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和大众化的风格，加速了现代文学民族化的步伐，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作家批判了“战国策”派的反动文艺主张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同时向解放区文艺学习，创作上获得了新发展。《寒夜》、《四世同堂》、《虾球传》、《升官图》、《马凡陀的山歌》等揭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艺术上表现出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历程。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明确了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是文艺工作者今后的总任务。确定了新中国文学要继续“与广大人民、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五四” 以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连结成了一条坚实的精神纽带。从建国初至六十年代中，是中国当代文学继续蓬勃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广大作家以无比炽热的情感，讴歌新社会、讴歌新生活，赞颂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英雄业绩。何其芳的诗歌《最伟大的节日》、艾青的诗歌《我想念我的祖国》、老舍的话剧《龙须沟》、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真切体现了时代的音响和人民的昂扬情绪，在社会中留下了广泛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为文学创作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内容，也培育着作家新的艺术视野和创作雄心。小说方面，出现了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反映现实农村变革的作品，孙犁、李准、茹志鹃，王愿坚、路翎等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李季、闻捷，李瑛等诗人对工人、边疆农牧民和战士生活的歌唱，散文方面，出现了刘白羽、杨朔、秦牧等各具风格的篇章，戏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老舍的《茶馆》和郭沫若，田汉、曹禺的历史剧等。所有这些作品，以豪迈激越、乐观向上的思想基调和明朗质朴的艺术风采，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文学的显著特色。它们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要实绩。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广大文学工作者失去了正常的创作环境，“四人帮”所鼓吹的一套唯心主义创作理论控制文坛，致使以“瞒”和“骗”为主要印记，歪曲现实生活的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泛滥一时。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预示着中国现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在与反动政治力量和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搏斗中重新奋起。当国家政治生活恢复正常秩序、并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后，现当代文学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又获得了更加开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文学新时期中，敏锐感应时代脉搏、与社会生活前进取同一步伐、坦诚抒发人民心声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是文学发展的主流。从对10年动乱留下伤痕的大胆展露，到对新中国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从对刚刚掀起的社会改革大潮的迅速把握，到对社会各种生活层面和各种文化心态的窥探，现当代作家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唯物主义勇气，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像《光的赞歌》、《丹心谱》、《班主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到中年》、《蝴蝶》、《沉重的翅膀》、《高山下的花环》、《平凡的世界》、《冬天里的春天》、《少年天子》、《穆斯林的礼赞》、《第二个太阳》、《都市风流》等意蕴深沉的佳作。新时期的文学格局，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这种多样化体现在作家的创作选材可以面对缤纷复杂的世界，现实的和历史的生活场面，英雄人物的雄伟身影和普通人物的平凡心态都被摄进文学创作的天地中。而急促迭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和与世界文学的广泛交流，又使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在艺术上表现出多向的探索性和开阔的包容性，由此而使创作收获常带有绚烂而驳杂的文化色彩。80年代中相继出现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主义”文学，正是文学探索中留下的几个鲜明足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发展中的开放系统，它将随着中国历史的新里程而不断创造着新的内容、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