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小说思潮

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上曾出现过两次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次是二十年代前半期创造社小说中弗洛依德学说影响和表现主义的倾向，一次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新感觉派。但早在1920年前后，新文学家就曾广泛地介绍和提倡过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在内的，被称为“新浪漫派”的现代主义诸流派。当时无论是主张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人，都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追随西方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历史进程，认为新浪漫主义既重理想又重理智，能兼客观和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的善和恶，因此，推崇它是更高级、最先进的创作方法，提出“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在这时期小说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有比较广泛的运用，神秘主义也有一定的表现，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曾被称赞为显示了“神秘的美味”(郁达夫《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后记》)。但除了鲁迅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而创作了《狂人日记》等作品外，其他作家的作品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二十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比较集中地显现着现代主义倾向的是创造社。他们接受了德国表现派关于“艺术是现，不是再现”的文学思想，主张“从内部的自然发生”，认为“一切从外面借来的反射不是艺术的表现”(郭沫若《文艺上的节产》)。他们在创作中表现虚幻的情景，微妙的心境，郁达夫的《青烟》、成仿吾的《森林的月夜》是其代表性作品。创造社还受到作为现代主义思想基础的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郭沫若曾运用精神分析法来批评和解释文学，并提出： “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批评与梦》)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写潜意识和梦境，有的写变态性心理和性欲的转移，并较为明显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曾说他的《春残》“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而是写“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所以， “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另外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出来”。前期创造社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是十分浓厚的，但它又是依附在浪漫主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上真正独立地表现着现代主义思潮的是新感觉派，又称心理分析小说派。最初的提倡者是刘呐鸥。二十年代末，他和施蛰存等先后创办《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杂志，开始尝试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并翻译介绍了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的著作，初步显示了现代派的倾向。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刊。这不是一个流派的刊物，但它大量刊载新感觉派的小说，并对它有较高评价，使这一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得以正式形成。新感觉派小说“注重‘感觉’的装置与‘表现’的技巧”(谢六逸《新感觉派》)，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公墓》等。这些小说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极力地开挖人物潜意识、隐意识中的两重性格。其最大特点是在表现手法上强调直接感受，并使之外化、客体化、对象化，将感官反应渗透到客体的描写中去，使其溶为一体，以物体的表述来分析心理感觉，它主张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化’的理论”(天狼《再论新感觉派》)。新感觉派开拓了现代小说心理描写的新领域，但某些作品由于钻进人类灵魂中极偏狭的角落而陷入了困境。施蛰存在《梅雨之夕·自跋》中感到“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 “没有发展的余地了”。1935年2月，施蛰存退出《现代》月刊，创作上也有了新的探索，这时，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逐渐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