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瑬1786—1843

原名仲鎏。 字子兼、亮生，江苏吴县人。因屡试不第，故企图以建议发行纸币为“敲门砖”进入仕途，但终不见用。著有《壑舟园初稿》、《壑舟园次稿》等。参见“钱币刍言”。

王瑬1786—1843

字亮生，清末江苏吴县东洞庭山人。屡试不中，遂放弃举业，依人作幕僚。著有 《乡党正义》、《四书地理考》、《壑舟园文稿》、《钱币刍言》 (原名 《钞币刍言》) 等。继承和发挥历代货币名目主义观点和明末倪元璐、蒋臣的行钞主张，精心制造出一整套为封建王朝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作辩护的理论和具体方案。从解救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出发，极力主张封建国家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和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和铸币减值。认为开采银矿、裁减浮费、改革漕运、严禁鸦片等改革措施均有弊而难行，唯发钞才是“富国富民第一策”(《钱币刍言·钱钞议第一》)。主张行钞与铸大钱、禁铜器“合三者而行之”，认为三者“交相为用”，则“尽善而无弊” (同上书，《钱钞议第二》)。以“必君足而后民足”作为其行钞主张的经济理论出发点，认为只有国家富足，才能施行兴水利，垦荒田，减赋税等善政，使民亦足。足君则莫如操钱币之权，而要操钱币之权，又莫如行钞。极力反对当时金属主义者提出的“钞虚银实”论，从银与钞都有一定的自然形态，都没有可衣、可食的使用价值来论证银钞相同，抹杀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区别。否定封建社会下设置金属准备和限制发行数量以维持纸币相对稳定的必要性，认为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只要国家一纸命令，就可以废银不用，以钞代银，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认为封建国家可以利用其权力规定纸币的价值，可以通过收敛回笼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认为既然银不为币，人民就会藏钞，因而还可以通过纸币本身的退藏来消纳过多的纸币。而“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钱币刍言续刻》)，即物价上涨与滥发纸币无关。鼓吹所谓行钞二十二大利。甚至认为“行钞又为去鸦片烟之第一妙方”(《除鸦片烟议寄张亨甫》)，因为“行钞则民间之银皆以易钞，外洋虽载烟来易我钞去，而不为彼国所用，则彼将不禁而自止”（同上）。在解决白银外流问题上，也吹嘘行钞的妙用，认为若中国用钞而不用洋钱，外洋将不能取中国之银，而“银既不为币，纵使尽入外洋亦与中国无损”(《钱币刍言续刻》)。其行钞方案立论荒谬，将其付诸实行必然产生严重恶果。(参见“《钱币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