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97?

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官家居，从事著述。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其才学，汉章帝特令公车征，病不行，卒于家。所作《论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今佚《招致》一篇)，二十余万言。辞浅理畅，明白自然，在东汉散文中独具特色。全书以“疾虚妄，归实诚”为主旨，尖锐批判当时谶讳神学及其它陈腐传统思想，提出万物由元气构成之“元气自然”说，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文学理论方面，强调文学“劝善惩恶”功能， “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反对崇古抑今、“模拟因袭”、“雕文饰辞”、“言过其实”，在文学批评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另有《政务》、《养性书》、《讥俗节义》等书，已亡佚。

东明／黄帝铸鼎于荆山／黄帝升天

王充

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人。著有《论衡》一书。他在文章中善于运用寓言典故来说明深刻的哲理。

王充27—79年

字仲伍，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著有《论衡》一书。汉代哲学家、文学家。王充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美与真的统一问题。“《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他强调美离不开真，并要以“真美”去战胜“虚妄”。而“真”就是合乎事实，不虚妄，不隐恶。王充的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唯物论的基础。此外，在艺术上，王充主张尚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他强调要“文实副称”，“文实副称”之作，才是真美之作。

王充

038 王充

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斗争中，提出了自己的论证逻辑的思想。他首先指出：“论莫定于有证。”论就是论题，证包括论据和论证，“引证定论”揭示了论证的本质。论证的作用就是“论是非”、“辨然否”、“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之后，王充又提出了论证的方法，一是“引事物以致言行”，即引事实作为论据。他认为用观察和实验得到的事实作效验是可信的。二是根据事物的因果联系进行推理。“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由小论大，以明察冥，“按兆察迹，推原事类”。王充很重视推理的认识作用，王充认为人人有推理能力。他说：“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王充又把论证分为“正真是”和“疾虚妄”两种。“正真是”是从正面证明真理；“疾虚妄”就是从反面反驳谬误。他比较多地讨论了反驳各种谬误，他把谬误分为虚、妄、增、伪四种。他在反驳谬误时，特别重视“不能皆是”、“前后相伐”的自相矛盾错误的揭露。王充的自觉运用各种逻辑论证和反驳的方法，是对中国逻辑史的一大贡献。

045 王充

东汉教育家。他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可改变人性，“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论衡·率性篇》)他注重胎教，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主张教育应该是多层次、多规格的，教学内容不应受五经的局限。他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强调治学的批判精神，要善于问难。特别强调应根据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即“韦弦之教”：“西门豹急，佩韦(有韧性的皮带)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弓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论衡·率性篇》)

王充公元27～公元97Wang Chong

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中国古代哲学家、科学家。有著作《论衡》传于后世。《论衡》是王充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富有战斗精神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对唯心主义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论衡》的内容极为丰富，可称是中古时期我国的一部百科全书。在力学方面，王充对物体的运动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指出了人的视觉在观察运动的快慢时会造成的错觉的原因。实际上阐明了视差角对于观察物体运动快慢的影响。关于力和运动的关系，王充也作了考察。得出结论：在一定外力的作用下，越重的物体，开始运动或运动状态发生变化越难。他还写到一个大力士虽然能举千钧重物，能扭断牛角和拉直铜钩，但若要他举起自己的身体，却不能做到。说明了内力不能改变物体运动状态这一原理。在声学方面，王充指出人发声是喉舌鼓动空气所产生的，同样人吹萧笙发声也是使空气振动而产生的。还指出声音的传播需要媒介，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就象水波的传播一样。王充对自然界中雨露霜雪的成因及其与温度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特别是他指出雨是天上降下来的，但实际上乃是地面上水汽蒸发所致，说明他对自然现象观察和研究是十分细致和相当深入的。关于摩擦起电的现象，王充在《论衡》中也有记载，他还用气来解释电和磁的吸引现象，以及有关雷电成因的探索和论述，为我国自然科学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王充27—100Wangchong

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字仲任，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少年游洛阳入太学，师事班彪，精通诸子百家。任过一些属官。仕途不得志，回家教授和著述。主要观点认为天地派生气，气化生万物和人，提出了天地本原论。又认为天地是无意识的自然物，派生气也是自然的过程，即天道自然论，千方百计地批判天人感应说。同时批判了有鬼论和当时的世俗迷信，成为当时批判哲学家的代表。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与儒家颂古相反，极力宣传汉朝，认为汉高于周。认识论方面，他反对圣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倡耳目闻见和必开心意，考察思考，否定盲目崇拜圣贤，故有《问孔》、《刺孟》两篇。王充极力辨析当时流行的观点，僵化的观念，提出一些石破天惊的见解，表达了清醒的理性，发展了辩证法思想。王充提出“知为力”的观点，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比英国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要早1500多年。著作有《论衡》、《讥俗》、《政务》、《养性》四书，今仅存《论衡》一书，全书85篇，对后代影响很大。历代对此书议论颇多，评价各异，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历代对《论衡》“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王充27—约97WangChong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孤门细族，自幼聪慧，曾受学于著名学者班彪，博闻强记。学成后做过地方小官，因与上司不合而受黜。晚年弃官家居，以著述为务。所著除《论衡》外，还有《政务》、《讥俗》、《养性》等书，已失传。
《论衡》今存85篇。此书以“疾虚妄”、“显实诚”为宗旨，列举大量事实，批驳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提出了很多朴素的唯物观点，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孔子加以问难，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书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主张，作者认为文章要有补于世，其内容要真实无伪，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重视独创，反对贵古贱今和因袭模仿，提倡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接近口语。但为了强调作品的真实，否定了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段，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此书语言浅显通俗，为了阐明观点，常常上下古今，反复征引，详加论证，甚至不避繁冗，读之滔滔汨汨，酣畅淋漓，但也未免“反复诘难，颇伤辞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近人刘盼遂著有《论衡集解》，可资参考。

王充27—约97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自幼好学，到京师后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任过郡功曹、扬州治中等小官，因与上司不合而受黜。晚年弃官家居，以著述为务。所著除 《论衡》外，还有 《政务》、《讥俗》、《养性》等书，已失传。《论衡》现存八十五篇。该书列举了大量事实，批驳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提出了很多朴素的唯物观点，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孔子加以问难，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书中还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主张，认为文章要有补于世，其内容要真实无伪，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重视独创，反对贵古贱今和因袭模仿，提倡文章的语言浅显易懂，接近口语。

王充Wangchong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生“细族孤门”。自幼好学，青年时到京师太学读书，受业于名儒大师班彪。曾任郡功曹、治中等官。由于不肯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弃官回乡。一生大部分时间“屏居教授”，从事教授和著述。撰写著作很多，但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现存30卷84篇(原85篇，缺《招致》篇)。这部著作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在《自然》篇中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证了由于“气”本身的运动而产生万物， 不存在有意志的创造者。自然界中的 “灾异”，也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人的生命和精神也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在《论死》篇中说“死而精气灭”， 根本不存在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谴告、鬼神等迷信。在认识论上，他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批判了“生而知之”和“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唯心论调，同时还强调理性思维的必要，认为还要用“效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可靠性的标准，形成了：“目见口问”——“以心意议”——“效验有证”的认识公式，这是他唯物主义教学论的哲学基础。他的天地万物本源于“气”的思想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深深地影响了教育主张。在学前教育上主要反映在胎教理论上。《论衡》80余篇中， 《气寿》、《初禀》、《本性》、《命义》等篇都阐述了有关胎教的问题。他认为人能生子，是夫妻合气的结果，这个“气”便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 都是物质的元素所构成的。因此，母亲怀胎，必须注意饮食和情绪，否则气将不足，便要影响胎儿的发育。比如他在《气寿》篇中指出，母亲悲伤和忧虑，将会影响到所怀胎儿的健康，会“气薄而不能成也”，即使孩子出世也“易感伤”。胎儿的状况，由胎儿在母腹中禀受元气的厚与薄而决定。这便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胎教的问题。此外，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到了有关孕妇食物的禁忌问题。他认为人性有三种：正性，是禀受五常之性；随性，是随父母之性；遭性，是“遭得恶物象之故也”，他认为兔子是恶物，因此，“妊娠食兔，子生缺唇”，兔肉便成孕妇禁食之物。这自然无任何科学根据， 但在当时能提出孕妇食物的禁忌问题， 是有价值的。

王充27—约97Wangchong

中国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心理学思想家。字仲任。王充心理学思想主要有：(1)形神观。认为人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气自然而然产生的； 而人的心理则也并非神秘莫测， 它乃是形体的产物， 并随着形体的腐朽而消亡。(2)心物观。认为形体产生心理不是直接的，还必须有气作为中介。(3)认识心理学思想。
❶感知：肯定人的感知器官必须与外界相接触才能产生感知， 重视感知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并明确地指出了感知与活动的关系。
❷思维：认为感知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用“心”来“思谋”， 以便“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还主张把感知与思维结合起来。
❸注意： 强调注意的集中性，指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做两件事，看两样东西，思考两个问题。(4)关于情欲问题的见解。关于情，他看到了情感与需要的关系，肯定“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与不得，得则喜，不得则怒。”(《祭意》)也看到情感具有巨大的作用。关于欲，认为人的生理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而人的社会欲望不论其善或恶都非与生俱来，都是后天习染的结果。总的说来，认为情欲是坏的，恶的。(5)在智能心理思想方面，把智与能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认为二者都是在“才”的基础上形成的，反对先知，也反对生知，认为无论什么人，都必须通过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发展智能。(6)在人性方面，肯定了环境与教育在转变人的善或恶之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王充的著述颇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论衡》三十卷。其中《论死》、《本性》、《率性》、《实知》、《知定》、《说明》、《别通》诸篇的心理学思想相当丰富。

王充公元27—约97Wangchong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早年曾在太学受业，师事班彪，因家贫无书，常在洛阳书肆中博览百家之言，聪颖过人，所读过目能诵。曾作过州郡吏，但不久以数谏不合，去职。返故里后居家教授学生，潜心著作。汉章帝曾特诏公车召，以病未行。王充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分离，轻者为天，浊者为地”。(《论衡·谈天篇》)他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以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篇》)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提出无神论思想，否定了人死为鬼的说法，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所以，人死不能为鬼，以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他从无神论出发，反对厚葬，提倡薄葬。在认识论上，他否定了圣人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首先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得到的。在历史观方面，王充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肯定“今胜于古”，“汉盛于周”。但在对社会问题或历史人物评述时，又往往归之于命，陷入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王充以毕生精力，历时30年，著《论衡》一书。计85篇，20余万字，集中了他的哲学思想。另著《养性书》、《讥俗节义》、《政务》等书，今佚。

王充公元27—100年前后Wangchong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孤门细族”，年轻时游京师，受业太学，拜班彪为师，博览群书而不拘于章句。曾做过郡功曹、扬州治中等从属小吏。后罢官居家，教授生徒，专事著述，历30年写出《论衡》一书，共85篇。作为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理论重心在于建立与神学目的论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有丰富的伦理思想。他的“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是由“气”构成的，“气”的运动产生万物，根本没有天的意志的存在，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东汉时期的道德神化，否定了道德来源于“天意”，“仁义制度”、“王道三纲”就是“天命”的神学观点。在物质生活条件与礼义道德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礼起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论衡·治期篇》)肯定了人们生活的物质利益对道德状况的直接影响。在人性论上，他根据其“元气”说的自然观，认为“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论衡·率性篇》)。这种“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的命定论，使他的人性论思想未能超出“性三品说”的范围。但他认为“人之性，善可变恶，恶可变为善”，又说：“在于教，不独在性”。（同上）他肯定人性可以在后天环境和道德教育的影响下而发生改变，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才性，改变人性，培养德操。在教育的过程和方法方面，他提出要“切磋琢磨”、“教导以学”、“渐渍所德”、“锻炼成器”，更坚持“疾虚妄、重实事”的精神，还必须“日见之”、“日为之”，即通过经常的见习和练习，才可达于熟练。在“义”与“命”即道德操行与吉凶祸福的关系上，王充驳斥了“命”随“义”而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认为吉凶祸福都是禀气命定的，与道德操行没有关系，也不会由于后天作为而改变。这显然是宿命论的观点。但他由“义”与“命”时常相悖的现象进而反对以门第财富作为判断人们道德操行的标准，提出“处尊居显未必贤，位卑在下未必愚”(《逢遇》)，却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这也同时反映了王充愤懑时弊、不满豪强的鸿志高节。

王充27～约97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中国杰出的唯物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明好学，8岁入书馆，曾以班彪为师。由于家贫无书，常到洛阳书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曾经任过县掾功曹、都尉府功曹、太守列功曹、州从事等地位不高的官，还担任过扬州治中，后来罢官，专意著述。和帝永元中，病逝家中。
王充的著作今仅存《论衡》一书。针对当时愚妄与迷信的时代风气，提出了神灭论。认为世界由物质性的“气”组成；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并不能主宰社会万物。这给当时的唯心主义神学以有力打击。王充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观点，认为文章内容必须真实，反对虚妄；文章应该实用，而且做到内容与形式统一；注重独创，反对因袭，语言要通俗晓畅。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比较全面提出上述观点的文学批评家，对后代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王充27—97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6岁学习，8岁入书馆，后至洛阳就读于太学，师从著名学者班彪，博通众流百家。曾做过几任地方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回乡，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公车征召，王充不就。和帝永元中，病逝于家中。王充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著作今存《论衡》84篇。《论衡》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迷信思想和正统儒学，其中许多篇章论述了文章的写作的问题，对后世文学批判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主要观点是强调真，主张真善美的统一。但也有过分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忽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否定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弱点，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其著作还有《政务》、《讥俗节义》、《养性书》等，但均已失传。

论衡／论衡／论衡集解／论衡注释

王充27—97

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吸收先秦时代关于天地之气的朴素唯物思想，建立了他的以“气”为核心、以“无为”为原则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的散文美学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的许多基本观点，注重文学的实用价值，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篇》)，要求文学能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作用，反对“徒弄笔墨，为美丽之观”。这与后代散文家关于文贵致用的观点的形成，有一定关系。而对文学自身审美属性有所忽视，是其理论上的缺陷。不过，他也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情与辞的统一，要求“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篇》)，反对“雕文饰辞”、“言过其实”，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以及“精诚由中”，其文感人的观点。他对真和善的强调，是针对当时虚妄、模拟和复古的文风而发的。他批判了“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提出了衡量作家作品新的价值尺度：“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案书篇》)王充的这些思想，深刻而富有创见。刘熙载云：“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是很中肯的。

王充27——约97

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早年受业于太学，从师班彪。家贫无书，常游于洛阳书摊，一见则能诵忆，博览百家之书。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官家居，教授生徒，专意著述。王充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的著作《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也论述了文学问题。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等倾向，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文学创作应劝善惩恶、有补世用，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反对徒有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作品。王充十分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批判了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才有浅深，无有古今”。这种文学观对后代的文艺理论家颇有启发。《论衡》是一部很好的政论体散文，深切著明，极富感染和说服力。刘熙载评其“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

勤著《论衡》

王充27-约96

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 （今属浙江） 人。出身卑微，幼好读书，曾师事史学家班彪。尝游洛阳旧书市，过目就能忆诵。博通众家之言，不守章句。曾任县掾功曹、州从事、治中等小官。因仕途不得意，退居闭门潜思，专心著述。自称“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意”，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体，天地是元气的产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对当时盛行的“灾异谴告”、“天降符瑞”、“天人感应”等谶纬神学、鬼神迷信等进行了猛烈挟击。在生死问题上，认为人生在元气中，死复归元气，“犹火之灭也”，“不能复为鬼明矣”。否定“生而知之”，认为知识得自见闻接触，成于思维。著有《论衡》，其中《问孔》《刺孟》等，指出孔孟言论“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当时被认为异端，实是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王充

王充 (27—约97)，中国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士虞 （今浙江省上虞县） 人，自幼好学，记忆过人。青年时到京师太学读书，受业于儒学大师斑彪。曾任过小官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弃官回乡，居家教授，勤奋著述。王充的教育思想有：
❶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既能 “知大圣之事”，又能 “晓细民” 之情的有用之才，“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以鸿儒为理想，培养的目标。
❷十分注重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提出凡是人只要经过教育，总能够 “反性治性”，“尽材成德”，他说： “人之学问，知能成就，就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
❸认为人的性情、气质，也应该用礼和乐的教育来培养，礼和乐是教育必定之内容。
❹他肯定一切知识都来自后天的学习，否定了所谓 “生而知之” 的说法：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知”。此外，他还在学习方法上，反对盲从，反对迷信书本，主张批判地学习。他认为教学过程中要依靠耳闻、眼见、口问、手做，直接接触客观事物，在此基础上，再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在教学效果上，他注重 “效验”，强调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的真伪。他还主张学以致用，主张学习要重视实践和练习。王充针对当时君权神授和经学神学化的正经思想展开斗争，他的这种批判精神和多年的教育实践，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教育理论。王充的一生著述很多，先后写有《讥俗节义》、《改务》、《养性》、《论衡》。但仅存有 《论衡》 一书。

王充

王充 (27—约100)，字仲任，会稽郡上虞 （今浙江上虞） 人。先祖居魏郡元城 （今河北大名），曾祖父王勇因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仅一年即被削去封爵，降为庶民，落户于会稽。祖、父辈以 “农桑为业”、“贾贩为事”。(《论衡·自纪》)其家族世代豪侠任气，伯父王蒙、父王诵 “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法怨，举家徒处上虞”。王充6岁始读书，8岁进学馆，15岁左右赴洛阳入太学，做过著名学者班彪的学生。他为学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中年在会稽做过下级官吏，因政见不合辞归乡里，59岁时应扬州刺吏董勤征召做过两年官吏，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教书著述为业。晚年 “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论衡·自纪》)著作有 《讥俗节义》、《政务》、《论衡》 和 《养性》。现存 《论衡》 八十四篇，其余都已佚失。
王充生活于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即位，和帝刘肇于公元105年卒)。他出生那年，赤眉起义军刚被镇压下去，而他死后，才又揭开了东汉后期农民起义的序幕。因此，王充生活的时期，农民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这时，在东汉王朝扶持下，豪族地主势力日益膨胀，最有权势的豪族形成累世不败的世族。王充出身 “细族孤门”，本人政治地位很低，在当时是受到鄙视的，连从事著述也遭到非难。这种处境使他产生了深沉的压抑感，发出不平的抗争。豪门贵族非难他，甚至嘲讽他是没有根基而突然出现的 “变”、“异”、“妖”、“怪”。
他生活的时代是迷信盛行的时代。他举起 “疾虚妄” 的旗帜奋力抗争。揭露经学和谶纬的虚妄，对儒家经书与诸子著作的关系提出一个非常大胆而新颖的看法：“书亦为本，经亦为末。” (《论衡·书解》)这里的 “书” 指诸子之书，“经” 即儒家的经书。王充认为诸子的著作中有真理，经书中也有谬误。这种看法不但否认了“独尊儒术” 的根据，也否定了经书为本、诸子为末的看法。他不但怀疑儒家的经书，也怀疑孔、孟。他承认有圣贤，但不承认圣贤所讲的都是真理。但须强调的是，王充是一个博通百家、独立思考、自有取舍标准的学者。他是汉代的无神论者，《论衡》 一书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神学迷信的批评。全书多数篇章都是批评神学迷信的。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体，不能有意识的创造万物和人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身的规律，鬼神观念是神学和迷信的基石。他反对神学迷信的理论武器是元气自然论。该理论强调了事物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不能说明精神的本质，只好把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特殊物质，认为人的精神来源于 “精气” 或 “阳气”，他把善观恶念加于某种气，认为有所谓 “善气”、“恶气”、“仁之气”、“五常之气” 决定着人们的命运，从而陷入了命定论。在反对神学迷信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过程中，王充所运用的认识方法，其主要内容有：
❶ “任耳目以定情实”，运用耳目感官去了解事情的原委真相；
❷“引物事以验其行”，用实际事物检验言论的是非，用办事的效果检验行为的得失；
❸“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庙堂，由昭昭察冥冥”。主要是运用类比推论的逻辑方法，要求遵守矛盾律，不能上下相违，前后相伐；
❹ “贵其知识”，(《论衡·别通》)立论要以确切的科学知识为依据；
❺ “不学不成，不问不知”，通过学习、问疑获得新的认识；
❻ “事有不可知”，当实据不足，不能作判断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❼注意分析 “虚妄” 的现象产生的根源。这些认识方法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实事求是。但他认识方法薄弱方面是理论概括不足。

王充公元27—约97

东汉著名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期家贫无书，故游学洛阳，常到书肆“阅所卖书”。曾任州县官吏，因同权贵发生矛盾被迫去职。后居家教授，发奋著述。据《论衡·自纪篇》记载，他一生著有四部书，但至今尚行于世的仅有《论衡》一书。该书85篇，20余万字。他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各种先验观念。公开指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妄虚之说。大胆疑古，对历代诸家学说予以评论，肯定长处，批评不足。坚持进步的历史观，反对尊古卑今，提出 “汉盛于周”的观点，强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性。同时，他认为人同自然万物一样，由物质的“元气”组成，人死以后，神形俱销，并不存在人体以外的所谓灵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提出这些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王充27—约97

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 （今属浙江） 人。出身 “细门孤族”，少时受业太学。中年曾任县、州的“吏属”小官，晚年罢职家居著述。批判儒家学派，发展了道家的“元气”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论衡·谈天》)认为人、物之生，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是一个自然发生过程。“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 《自然》) 批判当时流行的“灾异谴告”、“天降符瑞”等“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将直接的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首要途径，主张“须任耳目定情实(《实知》)，但又不受其局限，“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提出 “方物比类”的比较方法和“揆端推类，原始要终”( 《知实》)，寻找事物因果联系的原则。提出 “效验”的范畴，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实知》)反对崇古非今，认为下世“饮井食粟”较之上世“饮血茹毛”，汉代较之周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命定论的倾向，把安危兴衰、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等社会问题归于“天时”，“气”、“命”。王充的思想对后世唯物主义者有很大影响。著作有《论衡》。

王充

王充 (27—约97)，中国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士虞 （今浙江省上虞县）人，自幼好学，记忆过人。青年时到京师太学读书，受业于儒学大师班彪。曾任过小官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弃官回乡，居家教授，勤奋著述。王充的教育思想有：
(1)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既能 “知大圣之事”，又能 “晓细民”之情的有用之才，“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以鸿儒为理想，培养的目标。(2)十分注重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提出凡是人只要经过教育，总能够 “反性治性”，“尽材成德”，他说： “人之学问，知能成就，就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3)认为人的性情、气质，也应该用礼和乐的教育来培养，礼和乐是教育必定之内容。(4)他肯定一切知识都来自后天的学习，否定了所谓 “生而知之”的说法：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知”。此外，他还在学习方法上，反对盲从，反对迷信书本，主张批判地学习。他认为教学过程中要依靠耳闻、眼见、口问、手做，直接接触客观事物，在此基础上，再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在教学效果上，他注重 “效验”，强调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的真伪。他还主张学以致用，主张学习要重视实践和练习。王充针对当时君权神授和经学神学化的正经思想展开斗争，他的这种批判精神和多年的教育实践，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教育理论。王充的一生著述很多，先后写有 《讥俗节义》、《改务》、《养性》、《论衡》。但仅存有 《论衡》一书。

王充27～约97

东汉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后游洛阳太学，师事班彪。曾任县郡功曹、治中等职，后罢职家居，闭门著书。同郡友人上书举荐他，章帝特派公车征召，因病未行。所著今存《论衡》85篇。书中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天人感应”及谶纬迷信。在文学观点方面，注重文章的教育功能和实用价值；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反对模拟，强调独创；提倡语言浅显通俗，书面语与口语相统一。后人评《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文章充实，有针对性，语言浅近易懂，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而别树一帜。

王充27—约97

东汉哲学家、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幼年即好读书，8岁出入书馆，后到京师洛阳。一生主要是学习、教授和著述。主张“唯实事，重效验”。心理学思想主要有： (1) 主张“形存神存、形朽神亡”的形神观和“如无闻见则无所状”的心物观。(2) 描述了感知规律，验证了太阳错觉。(3) 重视思维的作用，主张把“心意论”和“耳目论”结合起来。(4) 论述了情感和智力等问题，论述了情感的两极性和感染性，以及情感对认知的促进作用，认为“情可知”，主张“礼情相应”。主要著作有《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