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

岁己未⁽¹⁾，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²⁾。镇阳帅自言忧农，督下祈雨甚急。厌禳小数⁽³⁾，靡不为之，竟无验。既久，怪诬之说兴⁽⁴⁾。适民家有产白驴者，或指日： “此旱之由也。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⁵⁾，众万以附。帅闻，以为然，命亟取，将焚之。

驴见梦于府之属某曰⁽⁶⁾： “冤哉焚也！ 天祸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预焉⁽⁷⁾ ?吾生不幸为异类⁽⁸⁾，又不幸堕于畜兽。乘负驾驭，惟人所命； 驱叱鞭箠，亦惟所加。劳辱以终， 吾分然也⁽⁹⁾。若乃水旱之事， 岂其所知，而欲斯酷欤⁽¹⁰⁾? 孰诬我者，而帅从之！ 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¹¹⁾。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¹²⁾，言出而雨； 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¹³⁾，师兴而雨；汉旱，卜式请烹弘羊⁽¹⁴⁾; 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¹⁵⁾。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求之不得，无所归咎，则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¹⁶⁾。嘻，其不然！ 暴巫投魃⁽¹⁷⁾，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¹⁸⁾?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吾子，其属也，敢私以诉⁽¹⁹⁾”。

某谢而觉⁽²⁰⁾，请诸帅而释之。人情初不怿也⁽²¹⁾。未几而雨，则弥月不解⁽²²⁾，潦溢伤禾⁽²³⁾，岁卒以空⁽²⁴⁾。人无复议驴。

〔注释〕(1)岁己未： 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2)迩： 近。焦然：禾苗枯焦的样子。无主赖： 没有依靠。(3)厌禳： 祈祷解除灾难。小数： 小法术。(4)怪： 怪异。诬： 无根据。(5)臆倡： 胡乱提倡。(6)见梦： 托梦。府之属： 帅府中的僚属。(7)预： 相干。(8)异类： 非人类。(9)分： 本分。 (10)寘： 置。 酷： 酷刑。 (11)委： 听之任之。 (12)桑林：地名， 桑山之林。(13)邢： 古国名，在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14)卜式：汉代河南人。弘羊：桑弘羊，汉代洛阳人，汉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15)李中敏： 唐时陇西人，曾任监察御史等。(16)愆： 过失。(17)暴：同“曝”。投： 驱赶。魃(ba)：旱神。(18)益： 增添。(19)私： 私自。诉： 申诉。(20)谢：道歉。觉： 醒。(21)怿： 高兴。(22)弥： 满。解：停止。(23)潦(lao)： 涝灾。(24)空：没有收成。

〔鉴赏〕这篇寓言小品，托物兴讽，形象生动，对比突出，讪刺尖锐。白驴托梦是全文主体。通过驴的自述，作者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动物形象，寄寓了对现实的不满，对世情的激愤，对执权要者的鄙薄。梦中陈词，转折深入。先鸣冤： “冤哉焚也！ ”一声愤怒的呼喊后，著十二字说明民罹天祸，与其无干，结论明确，出语爽捷，适足震动帅府僚属。继之诉苦伐功： “乘负驾驭，惟人所命； 驱叱鞭箠，亦惟所加”，仅四句便写足受苦负重，忠于职守之状。水旱灾祸有无，完全非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欤？”以反问句对罚不当罪提出抗议。接着问罪责帅： “孰诬我哉，而帅从之！ ”既追究兴谤之人，又责备定罪官长，义正辞严，毫无畏葸之态。以下自“祸有存乎天”至“而谓我之愆”，分析祸因，陈说除祸之术，是白驴托梦亦全文重笔所在。白驴的精辟见解在于： “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它正确地看出，对待世间灾异，人若能加以防范或事发后迅速采取措施，则可化险情，减后果，人事是灾祸消长的决定因素。“人者可以自求”六字为全文枢纽，贯通上下。以下引典故来证实己论。述典之意，以古律今，暗含抨击，笔意冷峻。“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是讲汤因天下大旱“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赞扬汤勇于引咎自责，实为不满当时统治者之委过于人，嫁祸于物。“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 ，肯定卫旱时讨伐无道之邢的义举，意亦在不满于当时国多无道之行。引二典为明一意，即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灾异发生时应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汉旱，卜式请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郑注为唐文宗时奸佞，惯于诬陷忠良； 桑弘羊于汉武帝时推行盐铁酒类官营专卖政策，采取了改革的进步措施，其功其过，历来有纷争，此处不论。而引此二典的含义亦很显然： 灾异发生，需在人事中寻求止险弭祸的办法。引四典后，驴发一问： “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救止旱灾的方法多得很，何不寻求汉唐这些作法呢？这分明是借古喻今，对金朝章宗承安年间奸佞当道、弊政百端流露了愤慨。实际上是问：何不烹今日之桑弘羊、斩今日之郑注！ 据《金史》本纪第十一载，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五月发生旱灾，时应奉翰林文字陈载曾上疏言四事： “其一，边民苦于寇掠； 其二，农民困于军须； 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 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由陈载所言可窥见当时政局多么混乱，内外交困，朝野不和，民间扰扰，险象丛生。这次旱象持续月余即雨。实在是天灾并不可怕，而所畏惟人！ 在分析祸因，提示救止方法后，驴又说：“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对委过于人的执政者发出愤怒指斥，这是驴愤激情绪的高潮，一个反抗的形象勃然而立。再下则指陈后果，白驴指出发生灾异而委过于物，这是愚蠢的，既会益恶，又会贬己。“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这是指出焚驴祈雨比其它厌小数更为愚妄可笑。“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 ”着一假设，再一推断，指出焚驴只能助长怪诬之说，助长臆倡之言。“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 ”以斩截急速的语调，警告镇阳帅不要自取恶名。最后提出要求，寄希望于僚属陈情。

寓言小品，一般都在生动的物类形象中寄寓作者的思考和理念。柳宗元笔下一麋一鼠一驴诸等，或讽恃宠骄纵者丧身，仗势胡为者毙命，或刺外强中干者下场可悲，攀高负重追名逐禄者丑恶可耻，都在讽刺物类所象征的人情。此文赋驴以正面形象的特点，寓意似更积极。驴勉力“乘负驾驭”，任人“驱叱鞭箠”，劳辱终身，很容易使读者想起牲口一般穷年辛苦的农夫。他们“才了蚕桑又插田” ，“……浚河才了又修城。挑泥锹钁无休日，失业妻儿有叹声。”他们不遑寝处，流血流汗。然而不同的是，白驴远非忍泪吞声、甘受宰割之辈。它敢于向府衙僚属陈情，凭心而诉； 敢于分析人世祸因，敢于征古证今，暗示斩却人间奸佞；它敢于唐突一方大帅，斥其不智不仁，警告他不要委过无辜而益恶招尤，透出一股桀傲不驯的反抗精神。它甚至声言，“杀我而有利于人”便不吝一死，表现出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是正直敢为、有胆有识的人的象征，包含着作者为受欺压者鸣不平，愤激于世道昏暗的战斗意向。

文章对比手法运用突出。为了勾画白驴形象，注意将白驴与帅比照，堂堂镇阳帅在“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的情况下，他毫不考虑勤政爱民以减轻旱象后果，只是“督下祈雨甚急”，愚妄之甚而“自言忧农”; “厌禳小数，靡不为之”，尸位素餐，面目可憎；既而又轻信怪诬之说，“命亟取”白驴“将焚之”，把一场自然灾害的解除，寄托在杀害无辜之上，何其粗蠢无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方之长，就是这样的昏庸，这个形象有极大的概括性。又，驴与众人比，驴之险遭焚杀，全为“一人臆倡，众万以附” ，“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 ”久旱之中忽见云兴，驴异而仰号，物之常情； 愚人妄测，实为荒唐。而尤为危险的是“众万以附”，万口一词便形成强大压力，将置驴于死地。而驴被释后，“人情初不怿也”，众犹顽固不化； 在雨潦伤禾的事实面前，才“人无复议驴”。这样写，深刺了无知妄测、人云亦云的可惊可骇。与两种人相比，驴便愈益显得卓然挺立，胆识可佩。驴向被视为蠢物，如柳宗元笔下之黔驴。此文则在物形象征上，作了翻案笔墨。一方之帅也好，衙门佐吏也好，一倡万和的众人也好，他们原来与蠢笨的驴还相去千里。“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王若虚《论诗诗》)。这篇正是作者的自得之文。它好在既无雕琢过甚处，又深含意旨； 既无经营过深处，又“辞达理顺，无可瑕疵” (王若虚《滹南诗话》)。通篇比照鲜明，物象突出，讥刺深刻。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评价晚唐皮、陆小品所言，我们可以说《焚驴志》是金元时期“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焚驴志》

金王若虚撰。本文是一篇寓言小品。它通过白驴托梦，托物讽时，寄寓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执掌权柄者的鄙薄及对世情的激愤之情。文中写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河朔旱象严重，远近禾苗枯焦。作为一方之长的镇阳帅，用尽迷信法术，毫无灵验，后来又轻信怪诬之说，欲焚烧民家白驴，白驴闻而托梦，白驴托梦是文章主体。作品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动物形象——白驴。它义正辞严，对罚不当罪提出了抗议，并对兴谤之人和对镇阳帅的盲从提出责难。它认为人事是灾祸消长的决定因素，并引经据典，以古律今，尔后愤而指斥执政者不采取积极措施而错杀无辜，只能助长怪诬之说而丝毫不能减轻旱情。文章运用对比手法，寓讽刺于形象的刻画中。文字朴实而寓意深刻，尤其是白驴的陈述，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是一篇独具特色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