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经济学

又称“新左派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一种经济思潮。这种经济理论的特点，是既推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又吸取了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思想。激进经济学认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造成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得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日益扩大和加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仅不能支配他所生产的东西，而且受生产物支配，这些异化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充满着矛盾，并且已创造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必要的消费能力，这种剩余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萧条。通过提高技术节约劳动来增加产量，必然使得资本家的获利能力降低，从而投资的刺激减少，结果产生大规模的失业。这些，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崩溃。新左派认为，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看待人，在总量分析中抹杀了阶级差别，并且蓄意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这种经济学不能用来解释现实。激进经济学也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对外贸易，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是落后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主张打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

激进经济学

一种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批判正统经济学（即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宣称要在西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又称“新左派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
激进经济学 (Radical Econo-mics) 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论上，它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揭露美国资本主义，主张改革美国社会组织，声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旨在医治这些痼疾的处方。在方法论上，它摒弃正统经济学的超历史的分析方法，而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社会看做是存在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各种社会体制的综合。它偏重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否定边际主义的方法而向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本身提出挑战。但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十分肤浅，有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地加以歪曲。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于资本主义危机频繁发生，凯恩斯主义难以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面对“滞胀”(Stagflation)无能为力。经济学家纷纷另辟蹊径，各种新学说纷纷出笼。当时西方爆发了新左派运动，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促使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青经济学家和一部分研究生、大学生创立了 “激进政治经济协会”(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刊物，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 （即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和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开始协会成员只有二十余人，而且处于“最先被解雇，最后被雇用”的不利地位。到1974年，会员已激增至二千五百人，当年的年青学者中一些人已取得了教授的席位，他们著书立说，并将激进经济学派的主张编成教科书搬上了各高等学府的讲坛，使得其影响日益增大。近年来，其影响已波及美国国外。例如在英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联合会”，会员达一千三百余人。在法国、联邦德国也有一些相似的学术组织，如法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等。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和主张。
激进经济学派的成分很复杂，其中既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一些左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此外，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部分被称为 “老左派” 的经济学家，如保罗·巴兰(Paul. A. Baran,1964年病故)、保罗·斯威齐(Paul.M.Sweezy)、哈里·马格多夫(HarryMogdoff)等，他们的经济学说对激进经济学派影响很大。
激进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具有下列特点： (1) 一般不同意苏联经济学界的观点，试图根据新时代的特点来阐述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 (2) 强调联系当前资本主义的实际，带有浓厚的现代实证研究的倾向。对于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派，激进学派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他们指责正统经济学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理所当然的辩护态度； 指责正统经济学过于强调人的本性中利己主义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对人的本性的影响；指责正统经济学者标榜要实现经济活动的最优化，却唯独不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特别是不讲经济上的平等问题； 他们还指责正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只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概念所赖以形成的假设又是不现实的，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等等。
激进经济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批判是多方面的。他们列举美国劳动者的贫困情况，并力图从社会制度的特点中找出导致劳动者贫困的原因； 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贫穷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的原因，激进派学者争论得很激烈，有一部分人从剥削率上升、工人阶级消费不足的观点立论，另一部分人则用“工资成本上升论”来加以解释，还有的人认为危机是由于“提高物质资本费用”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的。激进经济学派学者用“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这一概念来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以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他们所谓的“经济剩余”，是指“社会的生产物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它不仅仅包括利润、地租和利息，而且还包括不从利润提供的那一部分私人投资，加上一切公共开支和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福利事业和军备)，以及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对整个社会却是不必要的浪费的大笔开支 (主要是用于努力推销、地产业、证券经纪人等等方面的开支)。关于垄断资本的统治权力，不少激进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在美国股票持有者由于越来越分散，已经失去权力，对于资本的真正所有权已经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并且公司通常通过内部资金的形成来达到财务上的独立，因而金融控制削弱了。但也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最大公司的控制权通常是由几个金融集团和机构分享的，金融控制将会更加普遍。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旨在结束资本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他们主张取消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工人生产者控制生产商品与劳务的生产过程，对收入和财富实行真正的均等分配，建立起一个为使用而生产的社会来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的社会。他们认为，市场是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他们的大多数拥护者都强烈地反对市场，但也反对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资源的分配，他们称苏联为“官僚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这样的国家自称“代表工人阶级”进行管理，不过是体现在法律形式上，并不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内容上。
七十年代，美国激进经济学派最关注的是社会革命的主力问题。照他们的早期看法，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个体系的“中心”，不发达国家属于这个体系的“外围”。在“中心”，剩余价值率稳定，充分就业，工资同生产率平行增长； 在“外围”，剩余价值率在上升，劳动后备军扩大。这就是国际分工和国际阶级联盟不平等的基础。根据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外围”国家的劳苦大众将代替“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为推翻全球性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动力。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非生产工人”(科技、管理人员)人数急剧增加，几乎占全部（不包括农业）职工的四分之三，生产工人日益减少，并且日益受到经济主义的侵蚀，思想逐渐被同化，社会主义革命将遥遥无期。
这种悲观的论点后来有所变化，激进经济学家对工人阶级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理解，认为工人阶级仍是革命的主力，“工人阶级”一词既包括“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又包括“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还认为工人的潜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仍可寄望于美国工人阶级。
激进经济学家虽然声称他们的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强行掺进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中间对于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也有所变化。激进经济学是一种正处于迅速发展之中尚未完全定型的新思潮，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已引起各国经济学者的密切关注。
阅读书目：《激进派对经济学的探讨：一个新课程的基础》理查德·C·爱德华兹(Richard C. Edwards)、阿瑟·麦克尤思(Arthur Maceuen)等合写，《美国经济评论》 1970年5月号； 《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分析》理查德·爱德华兹、迈克尔·赖克 (Michael Reich)、托马斯·E·韦斯科夫(Tomas.E.Weis-skoff)合编，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垄断资本》保罗·巴兰(Paul. A.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合著，每月评论出版社1968年版；《激进政治经济学》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著，基础图书公司1972年版；《劳工与垄断资本》 哈里·布雷弗曼 (HarryBraverman)著，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 《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The PoliticalEconomy of the New Left;AnOutsider's View》)〔瑞典〕阿萨·林德贝克(A. Lindbeck)著，张自庄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激进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一个经济学派别，以反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和批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主要代表作有巴兰(P.A.Baran)和斯威齐(P.M.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雅莱(Pierre Jalee)的《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七十年代的帝国主义》、马格多夫(H.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谢尔曼(H.J.Sherman)的《停滞膨胀》、马克·林特(Marc Linder)的《反萨缪尔森》等。
激进经济学家们在反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和批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辩护性，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成是永恒的、符合人类天性的自然秩序。他们揭露垄断资本集团在国内外的剥削活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和奴役的斗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激进经济学的著作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激进经济学从来不是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派别。在涉及如何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如何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在构造什么样的理想社会的模式等重大问题上，激进经济学家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例如，有些人把公有制作为理想社会的标志，另一些人并不强调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要性，而认为可以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来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又如，在怎样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方面，有些人主张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有些人认为时代已经改变，无产阶级革命应当被广泛的“人民大众革命”所代替，而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包括各种职业的雇员、小生产者、贫民等；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将靠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的推动，形成“外围地带”（指第三世界）对“中心地带”（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以迎接全球的斗争胜利。另有一些人受第二国际的思潮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视为惟一可以采取的方案。
目前，西方的激进经济学主要研究四方面的问题。
❶资本主义经济能否摆脱长期停滞的状态，如果要摆脱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基本的措施究竟是什么？某些人仍坚持以前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停滞状态，但另一部分年轻的激进经济学者则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目前的停滞同长周期的阶段性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在渡过低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是会再度高涨的，至于渡过低谷的基本途径，则是制度结构的变革，也就是实行以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
❷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
❸南北之间的鸿沟有扩大的趋势还是有缩小的趋势？这对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否认南北之间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人均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占有量等方面的差距会缩小，他们认为这不仅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的不稳定，而且更主要的是同跨国公司的剥削有关。而如果不改变原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南北之间的鸿沟将继续存在，并将导致世界的动荡。
❹环境问题正被西方的激进经济学者密切注意。他们把世界生态状况的恶化归咎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利己行为，例如后者既在国内制造污染，又向国外输出污染。他们不同意某些环境经济学者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可以使环境质量改善的观点。他们把这个问题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