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说

中国古代文论家有关诗歌形象性的理论。语见南朝梁钟嵘《诗品序》：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所谓“滋味”，就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即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去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理过其词”，缺乏形象性，就会“淡乎寡味”。前此，西晋陆机、南朝宋范晔，以及刘勰等虽也曾以“味”论诗文，但都不如钟嵘阐发得这样系统。此后，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能辨“诗味”才能“言诗”的主张，要求诗歌具有妙在“咸酸之外而非意尽句中”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从而由“滋味”说进入“意境”说，对以后的文论家严羽、王士禛、王夫之、刘熙载、王国维等，具有重要影响。

滋味说

这是从汉以来，经魏晋齐梁，由刘勰、钟嵘发展和奠定的一种美学思想。汉代司马迁、王充继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形容韶乐之美，以有“味”表现文章之美。魏晋时期在文艺学、美学中以“味”评论文学作品。至齐梁时刘勰、钟嵘发展成美学批评中的重要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味”作为美的概念范畴，如提出：“余味”、“遗味”、“义味”、“可味”、“道味”、“辞味”、“滋味”等美学范畴。钟嵘更进一步加以引申发挥。把诗歌有无“滋味”，看成是诗歌美学的核心。他认为，五言诗比四言诗在诗歌形式上更为优越的原因，是因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由于刘勰、钟嵘的文学批评实践，“滋味”就成为诗歌美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并形成“滋味说”，在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苏轼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都无不以“滋味”为其审美核心。

滋味说

对于诗歌高下优劣的一种评价标准。是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不满于诗歌创作中谈玄说理、用典用事、过分讲求宫商声病等不良倾向而提出的。锺嵘认为，诗美在“味”，“滋味”是诗的“真美”。所谓“滋味”，指的是诗的“言外之意”，即通过诗人对情、景的真切抒写在读者心灵中唤起的生动活泼的诗意形象。滋味说认为，要创作出有“滋味”的诗，必须摈弃四言诗从观念出发和“永嘉”诗人谈玄说理的创作方法，摈弃“大明”、“泰始”时诗人“竞须新事”及“永明”时诗人细辨宫商、“务为精密、专相凌架”的创作方法，遵循一条全新的道路。即从“物感”出发，重“即目”“所见”，从物我交流中捕捉而不是从观念中抽绎诗意形象； 用新鲜活泼的语言描写眼前景、心中事，少借助、甚至不借助前人意象来曲折烘托； 让声律为诗意形象的表现服务，而不是让诗意形象的表现受声律的“拘忌”； 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诗意形象表现服务，而不是举一废一。滋味说认为，遵循上述创作道路，然后“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便可以创作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的有“滋味”的诗作。滋味说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从四言诗向五言诗，从抒写家国大事向追求自然清音，从移风易俗、经邦治国向“幽居靡闷”，从重象征寄托向重“穷情写物”，从古朴无华向词采气骨并重的重大转折，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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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产生的一种关于诗歌的审美要求。陆机《文赋》：“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张衡《怨篇》，诗典可味”。均为以“味”言诗。在这里“味”乃指诗歌的一种艺术效果。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始言“滋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钟嵘时代，五言诗正蓬勃兴起，渐渐取代四言诗的地位。与四言相较，五言诗增大了诗歌表现的容量，更利于表达复杂的情感与事物。钟嵘从理论上推崇五言诗，并认为它最有滋味，乃是诗歌发展之必然。滋味因此而成为重要的诗论标准。联系当时诗歌创作，钟嵘提出滋味说，实有所针对，东晋时，玄言诗泛滥，影响所及，至于南朝。钟嵘认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指玄言诗侈谈玄理，有悖于诗歌审美规律。于是他标举滋味，实乃使诗歌回归正途之举。滋味说的主旨便是使诗歌具有它本应具有的审美感染力。他说：“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钟嵘提倡滋味说，与他对诗歌创作抒情特征的把握直接相关。他认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各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在他看来，诗歌的作用在于表达情感。情感外现于诗就变成了“滋味”，供人玩味、体验。后世皎然、司空图、严羽一派诗论受钟嵘滋味说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