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与时方派

温病学派是对外感温热病的病因、病机、证治规律进行系统阐发的医学流派之一。温病一词，可见于《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张仲景的《伤寒论》把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称为温病。
晋代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把《内经·热论篇》附于伤寒例中，他认为“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 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由于受当时之理论与经验水平所局限，只知有伏气温病，而把新感急性热病归于伤寒，即无外感温病。宋代医家对于《伤寒论》极为推崇，但在临床治疗中，深感该书方药还不能适应治疗多种热病。如朱肱认为“麻桂只适于西、北两方之用，若东南江淮间唯冬及春初可行； 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须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他在《伤寒类证活人书·自序》中说： “偶有病家曾留意方书，稍别阴阳，知其热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阳病； 知其冷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阴证”。可见，宋时医者已分寒热两派。
金元刘河间是在温病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医家。他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的论点，他治疗温热病善用寒凉药物。其门人马宗素的《伤寒医鉴》，镏洪的《伤寒心要》，常德的《伤寒正统》对河间之学大加阐扬，从而形成“寒凉派”。温病学派可以说萌芽于刘河间。但金元之前在外感病方面虽已有所创见，对仲景学说亦有所补充甚至异议者，仍以仲景为标榜，未敢标新立异。因而直至此时，在温病学上仍未能算有突破性之成就。
明代末年吴有性著《温疫论》，首先从“瘟疫”方面突破，大倡新说，是为温病学派的前期阶段。据《明史》记载，公元1408至1643年共爆发大瘟疫19次，死者无算。吴有性在《温疫论·原序》中写：“崇祯辛已，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患者尤多。”其病延门阖户，传染猖獗，是一种瘟疫之邪，但自古以来却未有专书立论，或把瘟疫列入伤寒傍门，致使后代医家治疫无凭。目睹当时医者以伤寒法治瘟疫，罔无效验。吴氏通过深入细致的临症体察后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温非暑，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认为这种异气（戾气）不仅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且对人畜有特异性，其传染途径不从皮毛而入，而是从口鼻入侵以客居膜原； 其传变也不按伤寒六经，而是从膜原溃发或表或里的几种传法。因此，绝不可按伤寒治法，而必须重在疏达膜原，用达原饮、三消饮之类的方剂。吴氏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明确地提出了“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的病因病机学说。至对热性传染病的流行途径是经过非常细微的临床观察所得的结论，瘟疫之邪在治则上，以祛邪逐秽为第一要义，这是《温疫论》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观点。其祛邪之法，除前述之达原饮、三消饮之外，吴氏首推攻下，有“温病下不厌早”之说。次以战汗透解，谓温疫汗不厌迟，总宜顾存津液。上述主张均予以后各温病学家以极大启发。总之，吴有性突破了《伤寒论》原有框架，从病因病机证治等方面阐发了瘟疫的特殊性，倡导在《伤寒论》之外，另辟途径，创立了辨治外感温热病的新学术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吴氏“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参见“吴有性”条)。
戴天章之《广瘟疫论》仍以吴有性《温疫论》为基准。戴氏之书详言病状为主，以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从症状上来辨别伤寒与温病之区别，认为“风寒十无一二，温证十有六七”，以说明温热病之广泛性。其言治法则兼收刘河间双解凉膈散、三承气、黄龙汤方，及达原饮、三消饮、清燥养营等方。乾隆之际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肯定病气自口鼻而入，并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内入于胃，布于十二经所致，倡用石膏重剂，“清瘟败毒饮”即其所制名方。这段时期，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温疫论》还影响至国外，如日本田中内纪氏的《瘟疫论集览》颇具特色。各种瘟疫增补，评注、改编本不下数十种之多，学者们于温热病的病因、证状已有一定认识，但在病机理论上仍未能统一。
温病（疫）学说经历明末清初发展阶段，及至清代中叶以后，日趋壮大。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该学派后期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也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叶天士毕生忙于诊务，其经验由门人手录而成《温热论》，是温病学的重要著述。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新理论，明确地指出了温病的病因是温热之邪；其感受途径是口鼻清窍；其传变规律，由卫而气而营而血是为顺传，由肺直陷心包是为逆传。即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各种温病的大量医案，体现了这一理论的临床效验，其中选药组方的规律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叶氏还提出了察舌、验齿、辨斑疹白㾦以诊断温病的大纲大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总之，叶桂的《温热论》，对温病学说的确立，进一步奠定牢固的基础，充实了新的内容。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温病学说至叶天士这一时期已趋向成熟。
吴瑭，既是医学理论家又是著名临床家，师承张仲景、吴有性之说，特别受叶天士温病学说的深刻影响，著有《温病条辨》。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温病学说，并广泛汲取《伤寒论》、《温疫论》、《临证指南医案》的成功经验，融会贯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而提出用三焦辨证统领十一种温病。所谓三焦辨证，即按温热病传变情况，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自上而下的三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纲领。如吴氏说：“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由此可见，三焦辨证是结合其所属之脏腑来讨论温病病位、病势的，这就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互相影响的内在联系与传变的一般规律。所谓十一种温病，即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暑、湿温、寒湿、温疟、秋燥等，这对后世诊断各种温病，都有着重要意义。吴瑭确立了清热养阴、顾存津液的治疗原则，从叶桂医案中总结出了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大小定风珠、三甲复脉汤等有名方剂，在温病危重阶段及时地应用中药“三宝”(即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清代朱彬评曰：“仲景为轩歧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温病条辨》成为温病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
湿热是温病的一种证型。湿为阴邪，热为阳邪，两邪相合，胶结缠绵，其性难解，所谓“热得湿而越炽，湿得热而越横”，临床处理颇为棘手。探讨这一难题的专门文献，是薛雪的《温热条辨》(亦名《湿热病篇》)。薛氏认为，湿热病因及其感染途径是：“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其发病机理，外因是感受湿热之邪，内因是脾胃所伤，正气虚弱，所谓“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湿热乃太阴阳明同病也”(《湿热病篇·第一条自注》)，明确地指出了湿热病变中心在脾胃。对于辨证则主张一要判断湿热之邪孰轻孰重，是湿重于热，热重于湿或是湿热并重，二要观察人体正气盛衰情况，湿重于热者多见伤阳，热重于湿者多见伤阴，湿热并重者则气阴两伤。在治疗上，既要重视淡渗利湿、芳香化湿、苦温燥湿药物的运用，又要注意对各类清热药物的选择，总宜轻清扬散又不助热伤阴。对于湿温病危重症候如湿浊蒙蔽心包、化热入营动血等则善用犀牛角、羚羊角、鲜菖薄、至宝丹等药，其处理有独到之处。薛氏这些论述和经验都有新意，对温病学说有一定的贡献。总之，薛雪的《湿热病篇》讨论了湿热病因、病机、证治，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使后世学者对此难治之病亦有案可据，有法可循了。
清代末年，王孟英所著《温热经纬》。该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详博明晰。(参见“温热经纬”条) 由于《温热经纬》集温病诸家之大成，为教材性质书籍，其注释部份又有王孟英自己独到的临床经验见解，故对温病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温病学说发展后期的成熟阶段。
温病学说的创立，使中医学在急性传染病及危重感染性疾病的理论与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中医学者运用温病学说参加“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钩端螺旋体病”、“肠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的救治，并取得显著成绩，从而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经过叶桂、吴瑭、薛雪、王士雄诸家的努力，作为专门之学科为医界所公认，他们用药清淡轻灵，善于随证自拟新方的风气，也盛行一时，至近代，涌现出一大批人称“时方派”的著名医家。“时方”之称，早已有之。宋金时期，由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名《和剂局方》)的问世，“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一时间流行极广，故而戴良的《丹溪翁传》云：“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方”，是以《和剂局方》为时方的代表。再从陈修园氏的：“经方尚矣；唐宋以后始有通行之时方”的议论来看，所谓时方是指唐宋以后与仲景方相对的经验方而言。宋代《和剂局方》的本身无可厚非，但其流行的结果，却造成据证验方墨守成规的不良风气，因而受到金元医家的反对。如张元素说：“运气不齐，古天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疾呼：“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 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金元四大家各创新说，自立新法，是为继《局方》之后的时方新派，朱震亨所称的临机应变随时反中，也就成为此派医家的共同风格。到清末民国年间，叶、薛、吴、王影响所及，江南有二十四代世医何鸿舫，对于温病应变迅速，常得捷效，其门人三十余位，分布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十几个县。浙江有金子久，主张“学无常师，择善而事，临症非难，贵在变化。”后人裘吉生评曰：“治病如析狱，诊断老练，用药轻灵，所谓合江浙时宜之法也”。从其学者，前后达一百五十余人。沪有丁甘仁氏，治疗外感病，宗《伤寒论》而不拘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泥于四时温病，能独出心裁打破成规，用药循轻可去实的原则，以轻灵见长。丁氏曾联合夏应堂、谢利恒等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又成立沪南北广益中医院，故而他的学说传布也较广，蔚成丁氏学派。此外，夏应堂、张骧云、范文虎，以及孟河费绳甫等也都是这时期的临床大家。上述诸家虽然名有千秋，但是他们立论总以和缓为宗，主张用平淡之法获取神奇之效，既博采众说，又能权变出入，最为此期时方派的共同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