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窗诗话

日本江户后期广濑淡窗的汉诗理论著作。淡窗论诗，大抵是融合清代中叶各家诗说。他肯定诗歌的讽谏、教化功能，强调诗出于情，诗可以排遣忧思，陶冶情感。他指出，“诗无唐宋明清”之分，各代均有其佳境，可“从己之所好”而取之。他还主张，学诗者贵在蓄养才识，“养才在于推敲锻炼，养识在于熟读古人之诗”；而且，读者学诗，应以唐诗为范本，“于中、晚唐之中，择其隐秀之诗，朝夕讽刺讽咏之”。

淡窗诗话

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广濑淡窗的汉诗理论著作。淡窗论诗，在很大程度上调和融合了清代中叶各家诗说。
淡窗肯定唐诗的讽谏、教化职能，认为“读《从军行》、《塞下曲》时，不唯云亿万战士暴骨沙场之辛苦，人君若通此旨，无开边之事；人臣通此旨，无立边功之望。又读宫怨之诗，当悯百千宫女怨旷者多，人君知此，纵然好色，亦不取掠无用之人；人臣亦不以色淫诱惑其君。其他读迁谪之诗，知孤臣孽子之情；读乱离之诗，知苍生涂炭之苦；见述繁华之景，知富贵之耽于淫乐；观闲适之诗，见贤者之避世”。并认为日本汉诗不象唐诗那样紧密联系国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人的情感起着温润、通达、文雅的作用。他强调诗出于情，不好诗者其人便寡情，而作诗能“生情”，性情痴愚而又不能学诗，便愈堕“无情之窟”，并以亲身体会说明诗歌对情感的陶冶作用，强调咏诗能够排遣忧思，散郁消闷。
在艺术上，淡窗受到王世贞推崇王孟韦柳二派的影响，自述：“予于古贤之诗，无所不爱，而其所最喜者七，曰陶也，王也，杜也，韦、柳也，苏、陆也”，并有一祖（陶）四宗(王、孟、韦、柳)的说法。他曾向弟子分述各家之妙。在谈到王维时，说：“王摩诘诗，学陶者也。其佳句多敷衍陶语”，“古人谓之‘诗中有画’，以予所见，古今写景之妙，以少陵、摩诘为最”。接着便对比了杜、王写景之趣的差异：“杜精于体物，自风云雨雪，至草木禽虫，皆既写其体魄，又写其精神，形容微细，极于毫厘；王写景以写意为主，不及微细，所贵在于风神”，主张学诗者熟读两家佳句，体会其立意不同之处。对孟浩然诗，淡窗认为其才力远逊摩诘，“然风神高迈之处殆凭陵于王，是所以千古以王、孟并称”。孟、王相比，孟长于五言，不长于七言，不如王诸体具足，其风神近渊明，又可谓具体而微。以古调作律体是孟独得之妙，孟诗皆带古意，是孟所以亚乎陶而配于王。在谈到韦苏州时，淡窗分析源流，指出韦诗本于陶，最长于五古，专学《文选》而有六朝遗音，其近体以大历之调初变盛唐为中唐。他还将陶、韦比较，认为其相似之处，是冲淡闲远之趣。而其差异，陶清、韦和；陶淡、韦浓。譬之德行，陶似伯夷，韦似柳下惠。学陶诗者，或堕于枯槁，而韦诗极滋润。“若专学韦时，有堕于纤弱之病。兼学陶、韦，可相辅而得其宜”。
《淡窗诗话》受《随园诗话》影响很大，同样以是否表现性情作为重要的艺术标准，反对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淡窗诗话》明确提出“诗无唐宋明清”的口号，认为四代之诗虽不同，各有其佳境，不论何代，“从己之所好可也”，这并不是说四代之诗没有区别，而是说不应当取此舍彼。同袁枚一样，淡窗将世人区别唐宋；分党相攻，看作是明季强分门户的遗习。淡窗主张学诗者要养其才识，“养才在于推敲锻炼，养识在于熟读古人之诗”，这实际上是袁枚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淡窗不仅强调要多读书，甚至认为日本诗坛上历来存在的一代之诗尽学一体的根源就是读书太少。平安时代那些喜爱白乐天诗者，一代之诗尽学白乐天，而将李、杜、王、孟诸家之诗束之高阁，无读之人，是无见识的表现。他揭穿了日本诗坛这种模仿一家一派现象的弊害，高屋建瓴，颇有眼力，对于汉诗理论的发展，可算是一个贡献。
关于如何学诗，《淡窗诗话》主张以唐诗为范本，并具体作了说明：“杜诗不易学，若欲学之，可学五古、七古、七律。七律极难学，学之则局促不得伸。”“白乐天之诗，平易条畅，易学，就其集中，抄录整齐之诗读之，则有益于学者。其中太冗、太易、太熟处，不可学”。他反对“多作长作”，提倡“短作少作，欲以传世”，特别推崇王、孟、韦、柳的“以温蕴含蓄为主，不好详密富赡”，并主张学诗者“于中、晚唐之中；择其稳秀之诗，朝夕讽咏之”。这些主张之中，也不难看出和歌重简洁精巧、淡雅闲适之趣的审美传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