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王维研究

我国盛唐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王维的诗篇，在日本和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日人释清潭注释的《王右丞集》，是国外所仅见的王维诗全注本，1929年由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刊印。五十年代末，都留春雄又以赵殿成本为底本，参校其他诸本，分体选注王诗计九十五首，取名《王维》。稍后，小川环树、都留春雄和入谷仙介三大家选译王诗百首，并附简要题解、诠释等，遂成一部较有特色的日本译本《王维诗集》(1972)。日人研究王维的专著也有数种行世，如小林太市郎的《王维的生涯与艺术》、小林太市郎与原田宪雄的《王维》(1964)、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1976)等。小林的著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王维的专著；书成之后，他又专门在诗歌艺术方面作深入探讨，不幸事犹未竟，便猝然故世。他的学生原田，将遗留的手稿作了整理，又补写了后半部分，终于完成了《王维》一书。入谷所著是一部评传，间或分析诗人某时期的重要的诗歌题材。此外，日本颇为重视索引的编纂工作，王维索引不止一种。
西人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度较大，但由于王维诗措词朴素，句法平易，且很少用典，学者喜欢选译，译本也比较多。西译选本中有意、法、英等语种，以英译为最盛。常见的有：张郢南与沃姆斯利的《王维诗选》(1958)、皮埃尔、杜丹的《王维的佛教理想》(1968)、叶维廉的《王维诗选》(1972)、罗宾逊的《王维的诗歌》(1973)、余宝琳的《王维诗》(1980)等。从译本来看，在不同译者的笔下，王维就有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例如：张郢南等的译文，句子冗长，感情外露。还常常发为感叹，王维变成了一个热情奔放、口若悬河的诗人；叶维廉则极力消除诗人的声息，只将客观意象和盘托出，译诗呈现出一个非个人性的、阒寂的世界。余译最晚出，译者主张全面介绍王维，因此她选诗共百五十首，规模大，涵盖广，分“少年之作及其他”、“宫廷诗”、“禅意诗”和“写景诗”四部分。美国六十年代一些读者，特别向往中国古典诗歌所反映出的远离尘嚣、隐居静修的生活，而王诗最富于此，这是它的英译在美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沃姆斯利的《画家兼诗人王维》(1968)，是以英文撰写的王维传记。它有不少渲染文字。此外，港台也有生平研究两种：一是庄申的《王维研究》(香港，1971)，一是刘维崇的《王维评传》(台北，1972)。庄申说，他的这本书是一部专著的上卷，而下卷遗失了，因此问世尚须时日。这两部传记均有新考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国外、港台期刊以及综合性译著里，也时见王维的翻译、诠释和研究。如果讲山水田园诗，就少不了王维，如张心沧的《写景诗》(1977)，介绍了五位诗人，王维占有较大的比重。它们大多评介王维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三教对他或多或少均有影响。理清诗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于把握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刘维崇认为，诗人思想的发展有明显的三个阶段：少时热心儒术，中年信奉佛教，晚岁则躬行“去欲守静”。小林、原田师生认为诗人中年好道，谙熟老庄，暮年入空，笃志事佛，即如诗人所自述的：“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藤善真澄在《王维与佛教》一文中，强调道家思想在儒家用世与释家出世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是佛教对王维的影响不大。陆润棠根据王维对空间、山岳的态度断言道：“在王维诗歌中，一如在其画中，空间是他事奉佛老、进而理解无限之‘道’和终极‘涅 ’的媒介。”(《王维的空间观与山岳感》)庄申似强调道教的主导作用，专辟一章写“王维的道教思想与生活”。他从晚期作品里找出几个涉及道家长生之术的例子，驳斥诗人在730年左右放弃道教信仰，亲承道光禅师教诲而遁入空门的说法。入谷仙介则坚持认为，王维对道教一直持批判态度，因为诗人说：“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而且，玄宗时道教鼎盛，道士经常出入宫廷，与文人颇多接触；王维与他们往来只是一般社交，无其他意义，亦非怪事。再加上佛教在中国，曾借老庄而进行传播，究其实，王维之好老庄乃朝佛教方向发展。……总起来看，入谷的意见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上述看法，直接影响到如何理解王维的诗作。有人偏执一端，强为其说，引起了某些争论。例如：杜松柏解释《鸟鸣涧》，是以禅说诗的典型，他说：人若安宁，一切皆静极。始觉桂花飘落。内心外境二而一，始觉春山之空。寂谧时禅机突然而入：月轮出且山鸟鸣。机境于是直如画出。——《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1976)沈德潜“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的看法，在此被具体化，杜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这种偏颇，单周(Shanchou，译音)撰文评论说——尽管他也倾向王诗里含有禅意——以“禅机”求解是节外生枝，论者因此忽略了“鸟鸣突发可因语源关联，而与涧名、诗题浑然一体”(《从王维写景诗的意象谈起》)。也有不少人认为，王维所习用的“空”、“隔”、“静”、“返”等词含有禅意，是王维主导思想的体现。井口孝评论入谷的《王维研究》时说：“依照著作者的理解，在王维那里，佛教是地层深处的潜流。”而他自己也认为“行踏空林落叶声”、“空林独与白云期”、“空山不见人”等句中的“空”，虽然表现万簌俱寂，但其深处，实“与《维摩经》所说的性空相关联”。入谷仙介在《中年王维》一文中，讨论《辋川集》只讲其楚辞因素、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绝口不谈佛教内含，这是一种少见的情况。我们从“无不是禅意诗”(华生《中国抒情诗歌》)到释家为主、兼有其他的讨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学者们终究会意识到，探索王维的主导思想固然很有意义，不过，即使找到主导思想，也不能用来“标签”每一首诗。
关于王维写景诗的艺术，国外以及港台学者也有充分的讨论。大多认为，其意象鲜明、生动，其场景窄小、素朴，其情调冷寂、和谐。叶维廉的分析较为奇特，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王维等人的诗歌作品，提供了一个贴近客观实际的观察、感觉外物的程式。同时，他又用电影手法分析王诗。例如他说：“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每一行都有变换的视点：白云(镜头一，从远处看)回望(镜头二，观者自山中出而回头)合(镜头三，观者回到原先的位置，向山里看)。第二行同理，方向相反”。两个镜头或两个意象并置在一起，也会产生不同于它们简单迭加的意蕴，这又酷肖电影蒙太奇的效果了。”(《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陆润棠《从电影手法角度分析王维的自然诗》一文，更是动用了大量的摄影术语，如：远、近镜头，平行镜头，特写镜头，泛移镜头等等。叶维廉更进一步指出，王维等人的诗歌植根于道家“无言独化”的美学思想。他强调说，它们“无概念化痕迹”，反映“纯粹经验”，“景物在说话、在动作。……诗人已变成现象本身，并且允许现象中的事物按照本相出现，而无智识的污染。诗人并不介入，他之视物如物之视物”(《王维诗选》序)。
与叶维廉不同，井口孝和入谷仙介将诗人的审美意意识与佛教思想联系了起来。井口孝说：“王诗中象‘悠悠’、‘回’、‘渺渺’、‘遥’、‘远’这样的词语很多。这固然是酿成王诗那种缥缈的神韵与情趣的重要原因，但这些词语与其说是指向物象的焦点，不如说是从现实的世界飞出，指向彼岸世界。”(《书评》)入谷也说：王维的诗歌潜藏着超自然的幻想性，诗人认为自然之美是脱离俗界、清净至高的美，因此，他以佛教信仰为媒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王维研究》)。
张心沧分析了主客观两个方面，他所得出的结论比较接近实际。他说：“王维的相对安逸的个人环境，生活时代的长期安定与繁荣，社会名流般的潇洒态度与温和的气质，以及虔诚事佛、抽身官场等等，均给他的诗歌以静谧与明彻。”

(《写景诗》)

中日文化因同属于东方传统，两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大同小异。小林、原田师生用和歌与王维对读，容易找到相近的参照。中西诗歌的比较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的艺术形式相去甚远。研究中西诗歌的异同，可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的特质，显得更加突出。比较文学学者，常常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观点较为新颖。例如：刘若愚说汉语没有“数”与“时态”的标记，诗人几乎总能从永恒的角度进行描绘，所以，王维写《鸟鸣涧》，“不是邀我们观看一个特定的人在某一时刻所见到的特定的春夜之景，而是邀我们感受‘春夜状态’的精髓”(《中国诗歌艺术》)。这些特点都是西诗所无法比拟的。有时，论者也会找到相同之点，如单周评论说：“王维写景诗的世界是一个狭小的世界，场景简朴而又多次复现，如阵风撩衣，天寒料峭，山麓光投，钟鸣复闻。……经验的小天地，界限显明，读者却从中找不到解释。这一提纯而得的片刻，明晰得仿佛向人坦露襟怀，而感觉意在言外的读者，却发现它城府深锁，未曾吐露半点儿心曲。在这一点上，王维使我想起了意象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所捕捉的细节甚为鲜明，其蕴含的意义却朦胧莫辨，两者适成对照。”(《从王维写景诗的意象谈起》)西方意象主义的先驱庞德、洛厄尔等人，确曾努力效法我国古典诗歌，单周作如此联想，说明意象派颇得我国某些古典诗歌的堂奥。郑树森还仿照华生用意象统计方法研究王维，得出唐代写景诗（包括王维）线条粗疏，不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等描绘细腻的结论。由于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有许多弊端，这个结论似不足凭信。
一般说来，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无论其得失如何，上述研究因旨在阐明王维手法高超，造诣独到，均能增加西方读者研读王诗的兴趣。
其他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以画解诗和生平考证。
庄申《王维研究》虽有三章（占全书一半）专论诗画，有丰富的细节考据，但对诗歌的理解裨益较少。小林早年留学法国，广涉绘画、雕塑和陶瓷，艺术分析颇见功力。他不仅以和歌与王维对照，而且在分析之后，又附加选自《唐诗画谱》、《古今画谱》及《燕寝怡情》的图画一二帧，以突现王诗的意境。小林还指出：王维《辋川图》长卷，历代有多种摹本，而宋以降的摹本不仅风格变异，而且图景次第混乱，临摹者常常妄加改动，因此，当今传世的临本已远离王维原笔。
庄申对王维的交际、漫游等，作了详细的考证。书中载有“王维交际图”，其中包括友人、亲属以及间接提到的人物；作者几乎还要为王维的行踪逐一系年。刘维崇追溯王维的家族史，已远至汉代，为他著所无，但因缺乏确凿文献，其可靠性不大。此外，入谷写有“王维年谱”，余宝琳根据学术界的讨论，考订出王维的官职及其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