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南北朝诗歌背景与主题》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学者约翰·戴维·弗罗德沙姆在其《汉魏晋南北朝诗选》(1967)一书中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总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
汉魏晋及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四分五裂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人们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样的历史面貌自然也会全面生动地反映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中。在这个时期，有身份者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这样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还有安全感。但事实上，官越大，危险性也就越大。在仔细察看该时期官员履历时，人们不禁被诸如“杀死”、“绞死”之类的恐怖字眼吓坏的。残暴的血腥屠杀已成为当时司空见惯的事了。“临终诗”之类的作品长期被认为是中国一种诗歌文体，这是没有什么比在这个充满战乱和谋杀恐怖的时代更流行的诗体了。当时要想做官者必有靠山，一旦靠山倒台做官者也必受牵连，不是被杀头也会被充军的。加之瘟疫、战乱、洪水、灾荒的折磨，少有诗人能不夭折的，因此这时的诗也自然多涉及对年迈和对死亡的恐怖的题材了。《古诗十九首》就抒发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叹而“不如饮美酒，为乐当及时”了。须知，这是由于诗人“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的凄凉恐怖景象后而发出的绝望感叹。
当时人们最高目标是通过道家仙术来延年益寿，使肉体不灭。这与早期的道家观点不太相同。早期道家虽称“不朽”为圣贤特质，但却以冷眼看生死。认为人生只不过是变化万物中的一个，哲学家庄周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阐明了。
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消失表明了新旧诗歌间的差异。在《诗经》或《楚辞》中未发现后来诗歌中这种关于死的题材的。由于当时在道家们看来生活终究是美好的而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生活下去。因而出现了许多阴阳原理、养生之道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其目的也在于延年益寿。
不幸的是，六朝道徒们并不在乎酗酒嗜毒，因此身心都受到了极大伤害，这么多怪癖和放纵行为都由于新道家人生哲学所致，这种哲学强调自发性和藐视儒家礼仪，但这些行为至少部分受灵丹妙药造成的毒害所致。在这个时代的许多诗歌中，滥用长生不老药，极度沮丧以及狂躁等各种忧郁病症都明显地混杂一起了。嵇康、阮籍和谢灵运就是这样求永生而过分放纵、摧残自己的怪人。
但滥用药物并非是逃避现实的唯一手段。这个时期以及较后期的许多诗人都以酗酒而著称。有些批评家试图否定“醉”是中国诗歌中的老传统。正如《中国诗歌艺术》(1962)一书的作者刘若愚（詹姆斯）指出，汉字“醉”不同于英文的“烂醉”或“酩酊大醉”这样近乎不省人事的醉，而是通过酒把人们从高度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之得以短暂的松驰，这有点像人们常说的“借酒解愁”“一醉方休”的意思。诗人们习惯把自己描绘成“醉汉”，但实际上并没有醉。据说阮籍为逃婚而“醉”了60天；曹氏家族中的所有大诗人都是有名的酒鬼；《酒德颂》作者刘伶酒量无比；谢灵运信佛应滴酒不沾，但也常常醉醺醺地大喊大叫以发泄心中怨愤。陶潜也一直把自己描绘成“醉翁”。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描写大自然的诗歌和山水画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文艺风格而兴起了。在诗中写景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楚辞》名篇《招隐士》就对山中景物作了恐怖和险恶的描写。到了谢灵运时代，山水诗就日臻完善了。自此以后，中国山水诗仍为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的作品类型。
从景中求实，从死中寻生是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两大主题。但这并不是唯一先于后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其它一些主题也始终贯穿于当时并直至以后的诗中。最常见的主题诸如思乡、离别、怀旧之类。要弄清这个情况，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诗多为官员所作，他们三五为伴，关系十分密切，有的远离亲友赴外地任职，期限一般在三年。于是抒发离愁别绪的离别诗就应运而生了。这类诗例子很多，但较有名的要数谢灵运、何逊和沈约等人的一些诗了。
中国诗的另一主题无疑是爱情了。西方读者有时见到的那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爱情在中文诗中一般都少见。父母通常为金钱而为子女安排的不幸婚姻居多，毫无爱情，更谈不上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那种激情了。但同男女爱情格格不入的男子间的情谊的主题却大量出现在诗中。此外诸如妻子由于盼夫归而面容憔悴，日夜思念情人等频繁而反复地成为中国诗歌的永恒主题。始终难以相聚的爱情象征——牛郎织女是诗人常常抒发的感情，如《子夜歌》、诗人阴铿以及“宫体诗”人江总等人的作品亦属于这一类型。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创作了大量优秀情诗这样的乡土文学。奇怪的是这些诗在南方比在北方要保存得好些。这似乎与北方统治者竭力贬低这类大众文学、尽量使其正统化所致。南国情诗比北国的精细、阴沉。南国女子往往坐在织机旁哀叹；而北女驱赶羊群时却放声高歌。但这两种风格汇成了一种高雅的文学潮流，这种潮流有助于把情诗变成一种以精致、细腻和更有节制的方式来表达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