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楚辞研究

汉代楚辞研究自西汉贾谊发端，经刘安、司马迁，到扬雄和东汉班固，最后由王逸集其大成，经历了三个演变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思想系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中经过湘水，作《吊屈原赋》表达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遭世罔极”之心声，标志着汉代以对屈原及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楚辞学研究的发轫。其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对《离骚》和屈原的人格作出了高度评价，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推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联系屈原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品德来分析评价其作品，对《离骚》的思想内容形成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又概括出“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对屈原的人格美及其作品的价值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楚辞研究是心灵感悟式的，论者赞美屈原的人格，推崇其文章，虽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代楚辞研究的第二阶段从感性体悟转向理性批评，主要理论代表是扬雄和班固。扬雄同情屈原的生活遭遇，对其人品和创作给予很高评价，但对屈原投江自沉的生命选择则表示疑问，所谓“屈子慕清，葬鱼腹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太玄赋》)，不能理解屈原为理想而献身的可贵精神，而持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反映出他在文化思想和人生观上的双重矛盾，在崇屈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哲学思想对其进行理性评判。班固虽对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有一定的肯定性评价，特别是盛赞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但他基于儒家正统思想，对屈原其人其文却总的作出了否定性的批判。他发展了扬雄明哲保身的观点，批评屈原不能“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从儒家注重群体的文化观责备屈原“露才扬己”，更从宗经和征实的文艺观贬斥屈赋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对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表现方法不能理解。汉代楚辞研究的第三阶段以王逸的楚辞评论的出现为标志，是汉代楚辞学的完成期。王逸依经立义，尖锐地批驳了班固认为屈原不能“全命远害”的明哲保身观点，赞美“忠正”、“伏节”、“成仁”的节操，对“婉娩以顺上，逡巡以辟患”之徒痛加贬斥。针对班固贬低屈原“露才扬己”的评论，王逸再度称扬屈原人格之美，以古之贤圣与诗之大义说明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其行“绝世”，其人为“俊彦之英”。王逸又驳斥了班固指责屈原作品多“虚无之语”，不合法度，不依经义的说法。虽然他依托经义把《离骚》曲解为义兼《经》、《书》的经本实为牵强附会，降低了《离骚》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但其用心则是要维护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王逸又从艺术上肯定了屈作的瑰丽文采，细致分析了《离骚》中采用的比兴和象征的表现手法。总之，王逸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肯定评价，完成了汉代楚辞研究依经立义的思想体系，而纠正了班固依经贬骚的错误，他把楚骚美学传统与儒经的进步观点相结合，使其楚辞研究既忠实于历史，又植根于现实，实现了心灵体悟与理性评判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