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录辑要

 哲学著作。原十卷。明清间潘平格撰。初刻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潘平格，字用微。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浙江慈溪人。先治程朱，后改王、罗(洪先),再事老庄、禅学。清之后，笃志孔孟。长年于绍兴讲学，后去昆山，又回浙江在黄宗羲所创证人书院执教。著有《求仁录》十卷及《著道录》、《四书发明》等书，均佚。现只存《求仁录辑要》,为后人所辑。
 该书主要汇集潘氏生前所撰的一些论文，前有郑性序，后有有关生平事迹附录。
 《辨清学脉》篇以为自孔子没后，圣人的学说便淹灭了。后代的学者都各自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孔孟，以致违悖了孔孟的原意，而使圣道“贸乱而无所适从”。在《读书》篇中特别指出这种篡改是受了佛老之说的影响。因而有感于此，撰者以恢复孔孟圣学为己任，并提出了自己的“求仁”说。《辨清学脉》而后着重阐释这一主张，以为“孔孟之学以求仁为宗。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复性也。”又说：“仁，即放心，……仁也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充周于未发，条理于发见，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进一步，他又将这种仁看作是日常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孝悌之心等，从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以此为立论，来看“今日世界”,撰者以为恰恰是失去了仁，以至“乱离之惨，杀戮之痛，不知多少无辜死于兵刃，死于蹂践，死于水火，死于饥寒，死于恐怖。……”(《笃志力行》)
 关于“求仁”的径途，撰者提出了新的“致知格物”的内容。《辨清学脉》中说：“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国、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国、天下也。”即四者浑然一体，使其成为一和谐整体。在《致知格物》篇中说： “知，吾性之良知也。孟子所谓不虑而知者是也。”“致知，即是扩充四端，四端非悬空无事而扩充之也。”可见，致知便是扩充仁、义、礼、智四端，将其施之于实物，以此而从主体出发调整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将自身与世界浑然一体。撰者还特地提出了“恕”加以讨论，以为不恕，即有人我之私，是不能实现格物致知的主要障碍，因此便需要“强恕反求”,即通过加强自我的修养而克服私心，去消“人我之分”。修身便也成了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由此，以为程朱理学因方法支离繁琐，不理清学脉，从而造成格物理解上的不当，陆王心学由于格物是着眼于己身而非“明明德于天下”,因而流于佛学，虚而不实。
 撰者为更好实行其求仁，于《笃志力行》篇中提出立穷神极圣、参天赞地大志的主张，即所谓“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家、国、天下具系属在吾身。”而这，也是克服自私心、习见的过程，既非计较自身得失、名誉、名位，也非闭户穷巷、独善其身。进而，在《读书》篇中以为，立志当在读《四书》上下功夫，而反对读佛道二氏及宋儒之书。另一方面，又主张“力行”,《笃志力行》篇谈到“说笃志处即是说力行，说力行仍是说笃志。盖未有笃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笃志者，何可分也。”关于笃行，则正是反对儒说的清淡、空疏、苦思冥想，以及仅在书册、言语上做学问。而只要“笃志力行”办到了，那么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该书初由毛文强、郑性刻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后有清咸丰四年(1865年)刻本。

求仁录辑要

明末清初批评宋明理学的著作。明清之际潘平格著。潘平格(1610—1677)，字用微。浙江慈溪人。一生讲学教书，曾在宁波甬上证人书院执教。讲学范围主要在绍兴、宁波、金华一带。其学术思想，是由程朱而老庄而禅学，后返回孔孟。三十八岁前，“嘐嘐进取”誓以成圣贤为目的；三十八岁后，则以“求仁”为主旨。著作有《求仁录》十卷、《著道录》十卷、《四书发明》六卷、《孝经发明》二卷、《辨二氏之学》二卷、《契圣录》五卷，但均未传世。
《求仁录辑要》认为孔孟圣学的宗旨是“仁”，而《大学》是求仁全书。但孟子之后，孔孟的宗旨和《大学》遭到曲解。“自孟子后，圣学久绝。诸贤各以意为学，各以意发明《大学》，而《大学》之道贸乱而无所适从”（卷一）。以恢复孔孟圣学为己任，提出“求仁”说。这主要有“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说、“致知格物”说和“笃志立行”说。
认为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即是仁，仁便是浑然天地万物一体。“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仁也。吾性一仁而已”（卷五），“仁，人心也，良知即仁也”（卷六）。可见其“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说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天地、人、万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为一的整体。人们应去认识和理解这一点，从而和天地万物相和谐。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浑然一体，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卷五）。“仁民”是“爱物”的基础，人类本身不友爱，也就谈不上对物的友爱。“夫今人不能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止是彼我两人不浑然一体也。彼我两人浑然一体，则天地万物无不浑然一体矣。”（卷一）彼我之间的友爱和同情心，是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的基础和关键。这并不是抽象的、可望不可及的，而是具体的，以日常伦理关系为起点的。“今之不能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正是其父子兄弟不能浑然一体也。若父子兄弟已浑然一体，有不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乎？”（卷六）在父子兄弟间通过真爱、真敬而达到浑然一体，就能实现和其他人的浑然一体。因而强调“在家为孝子悌弟，在国为忠臣”之义（卷六）。批评了宋明理学脱离实际，空谈性命，丢掉了“求仁”的宗旨。
以“致知格物”为“求仁”的方法和途径。认为后者诸贤（主要指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背离孔孟圣学，皆因为不懂得“格物”。“物者，身、家、国、天下也。身、家、国、天下浑然一物。故言物有本末，而不言有彼此。”（卷一）物的含义，不是可分彼物此物之物，而是浑然一物之物。因此，“格物，即格通身、家、国、天下也”（同上）。格物就是沟通身、家、国、天下的关系，“物格”则是努力实现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格物是打通一贯，物格是实到一贯”（同上）。认为致知就是把仁义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扩充而施之于实物，“致知即是扩充四端。四端非悬空无事而扩充之。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此致知在格物之旨也。”（卷三）强调致知一定要落在实处，“在格物者，指致知所在实地，非为致知推明格物之当先”（同上）。因此提出“致知格物”而与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有别。批评程朱的格物是支离繁琐，抓不住要害，结果是“知识增而不虑之良知不出头，事理审而仁恕之学脉不归宗”（同上）。批评陆王的格物，流于“佛氏之空慧”（同上）。
认为要真正做到求仁复性，还需要“笃志立行”，即树立成圣的崇高志向和做出艰苦的努力。要树立这样的志向，必须排除“或时为富贵热中，或时为勋名热中，或时为诗文博学热中，或时为才智伎俩热中”等诱惑，而以“天下生民为念”（卷十）。指出科学制度引诱人们走富贵之路，而不立志修德以成圣，“朝廷立有求富贵之路……则人无不竭其心思，尽其才力以图富贵，安得有修德行道力学尽性之士”（卷五）。认为只要立志努力，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若人人立志，人人‘天纵’，何独夫子”（卷七）。强调立志与力行的统一，“说笃志处即是说力行，说力行仍是说笃志。盖未有笃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笃志者，何可分也”（卷十）。反对坐而论道，要求事事尽心力行，“笃志，立行之士，虽一草一木之事到前，无不尽心料理。无分大事小事，无分人事我事，凡我之所当为，俱我当自尽”（卷二）。这表现了与当时的实学思潮的联系。初由毛文强、郑性刻于清康熙丁酉(1717)年，后有咸丰四年(1865)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