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它是国民党“党治文化”的产物，是反革命围剿的一种手段。1930年6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组织部的策划下，朱应鹏、潘公展、范争波、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穆时英等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正式打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旗号。他们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污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造成了当时中国文艺的危机，阻碍了革命的进展。他们先后出版了《前锋月刊》《前锋周报》《开展月刊》《现代文学评论》《橄榄月刊》等刊物。除了发表系列文章外，还作有小说《陇海线上》《国门之战》和诗剧《黄人之血》等，露骨地宣传反苏反共反人民、媚日投降的主张。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作家对这些理论和作品进行了严厉批判，揭露其反动本质。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minzuzhuyi wenyiyundong

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傅彦长、朱应鹏、范争波之流，为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而发起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挑衅的一次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御用文人王平陵写了《三民主义文艺的建设》，叫嚣国民党应建立自己的文学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对抗，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这一“政策”的产物。他们以查禁革命文学作品为口实，用封闭书店作危胁，强迫书商出版他们的刊物，前后发行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并于1930年6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个宣言从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泰纳的文艺三要素理论中剽窃了文艺决定于“人种”的观点，并以从古埃及的金字塔人面兽一直到现代欧洲的表现主义等艺术流派为例，说明任何艺术都是所属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以所谓“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一早已被历史唯物主义驳得体无完肤的反动观点为其全部主张的理论基础。他们还在其他文章中叫嚣“在中国目前来鼓吹阶级斗争，实在不是中国所需要的”，而当前应努力于“文艺上民族意识的形成”。他们对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外族侵略视而不见，却大量散布反苏媚日的论调，歌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假借“民族主义”名义，贩卖法西斯文艺。创作上有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和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对于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反动叫嚣，“左联”执委会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中，给予无情的驳斥，到1931年下半年又对他们展开全面彻底的批判。鲁迅、瞿秋白还结合他们的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揭露其险恶用心。后来，这派的有些人继续领取国民党政府的津贴，弃“文”就“武”，有的则从此走散，名存实亡，为广大人民所唾弃。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1930年，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组织了一批政客和文人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于1930年6月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发行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鼓吹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其宣言认为任何艺术都是所属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否认阶级社会中民族内部总是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同时又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是“中国文艺的危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中，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反动本质。其后，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相继撰文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予以批判。鲁迅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沉滓的泛起》，指出它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产生的流尸文学。鲁迅分析了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和邵冠华等人的作品，指出他们“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瞿秋白在《狗样的英雄》、《学阀万岁》和《民族的灵魂》等文里，尖锐地批判了这些人及其作品，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虚假性。茅盾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章，揭露并批判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