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把经济体制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变量，并在对各种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试图阐明经济体制影响经济活动结果的过程、特点和规律。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及其比较，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重商主义者强调规则和制度因素影响经济行为，因而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强调分散化的公社组织，把政府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上； 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导致经济体制更替的原因。
现代最早对经济体制进行分析的学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隆 (E.Barone)和帕累托。巴隆对集体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进行了分析，而帕累托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分析时，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看作是由不同的杰出人物所支配的组织。继巴隆和帕累托之后，出现了20年代和30年代著名的经济理论大论战。一方是冯·米赛斯和冯·哈耶克，他们怀疑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另一方是奥斯卡·兰格 (O.lange) 和勒纳(A.Lener) ，他们捍卫这种合理性。为了回答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各种观点，兰格发展了一个经济体制模型，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与投入—产出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场争论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对经济模型的分析替代了对实际经济体制的描述。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对比较经济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决策和信息方面的集中与分散化的问题； 各种刺激方案与信息和决策结构的相容性问题； 不同的体制模式相对效率的比较； 价格与市场体制的真正性质以及计划与市场的潜在结合等问题。
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较早的分析方法以各种“主义”的形式划分经济体制，然后对之进行比较分析。例如，把经济体制描述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几种类型。而现代的比较经济体制的分析方法，则是较多地利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包括对策论、计量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去阐明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以及比较各自的结构和实绩。这种研究方法把早期分析方法中的非经济成分，诸如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体制等等，看作与技术、资源秉赋或发展水平一样，是影响经济体制特征的外生变量。除了上述二种方法外，还有一种分析方法是把上述二者结合起来，强调财产或所有权关系是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 所有权是决策权的唯一来源。
在比较经济体制本身的理论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经济体制看作是由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比较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和蒙提亚斯 (T: Koopmans and J.Montias) 以及纽伯格和达 菲 ( E. Neuberger and W.Duffy) 。库普曼斯和蒙提亚斯认为，环境、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决定经济活动的结果。纽伯格和达菲认为，在经济体制的三个结构组成部分中，决策结构即决策权力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的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又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有着内在一致的要求，不同的决策结构要求有不同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决策是集中的，信息要靠统计和计算机，动力要靠劳动者的觉悟和精神鼓励。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决策是分散的，信息依靠市场和价格机制，动力结构主要是利润刺激和物质利益。
此外，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还包括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具体经济问题。例如，柏格森(A.Bergson) 对苏联实际国民收入核算的研究； 亚 ·诺夫 (A. Nove) 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研究； 彼特·威尔斯 (P.Wiles) 对共产主义国际体制的研究；弗鲁波坦(E. Furubotn) 等人私用产权方法对经济体制所进行的分析； 马丁 · 威茨曼(M. Weitzman) 等人对生产总量的分析，以及波茨和温特(R.Portes and D. Winter)在非均衡的宏观经济框架内对各国进行的计量经济方面的比较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