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Wuchang qiyi

1911年(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同盟会在武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反清武装起义。湖北的革命党人，由于一开始就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和指导，其革命斗争活动较快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以新军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继日知会之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湖北新军中又成立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后来演变成文学社，社长为蒋翊武。除文学社外，当时尚有共进会，领导人为孙武等。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共约1.5万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其中半数以上的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加入革命党或同情革命。因此，湖北新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1911年（宣统三年） 9月中旬，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机关，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和文告，派居正和杨玉如到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预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后因故改期于10月9日。9日上午8时，孙武等在共进会机关总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制炸弹，失慎爆炸，孙武受伤送往医院。沙俄巡捕入屋搜查，把起义文告、党人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等，全部搜去，随即转交给清朝湖北当局。蒋翊武急令当晚12时起义，但官方戒严，命令无法下达，起义未成。湖广总督瑞徵下令大肆搜捕，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革命党30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害。蒋翊武乘混乱之机逃离武昌。10月10日，瑞徵按所获名册继续搜捕，武昌形势异常紧张。革命党人认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起而斗争。当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部队革命士兵闻讯响应，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总督署。瑞徵破墙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至汉口刘家庙，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也在武昌躲藏起来。次日拂晓，起义军占领武昌。11日、12日又先后光复汉阳、汉口，武昌起义获得初步胜利。当时，由于策动起义的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受伤，有的逃离，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黄兴、谭人凤、宋教仁等还未赶到武昌。加之起义者当时不懂得起义胜利后应由革命党人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错误地认为应推举社会上有威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都督，才能稳定当时的局面。因此，他们在11日成立湖北军政府时，竟将一贯反对革命并杀害起义士兵的黎元洪找来，推为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民政部长。起初，黎元洪拒不就任。革命党人蔡济民等15人组成“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12日，汉口军政分政府成立，汉阳也成立了革命政权，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李亚东，分任汉口和汉阳的领导工作。蒋翊武回到武昌，参与谋略处的领导。孙武从医院出来，任军务部部长。军政府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政体为五族共和；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布告》，号召全国“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下令永远裁撤除海关以外的税关和取消除盐、烟、酒、糖等税捐以外的所有税捐，免征本年和积欠的田赋。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革命武装。10月12日，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申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或外债，仍有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各国之既得权益亦一体承认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之排外性质”(《辛亥革命》，第8册，第308-309页)。这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下，湖北各县先后为革命党人光复，成立了革命政权，大大巩固了湖北军政府的地位。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至11月底，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4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建立了军政府，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运动。清王朝在全国革命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