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民族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民族不平等的根源，但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还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矛盾，邓小平早就重视民族矛盾的处理，他在1950年7月的 《关于西南民族问题》 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2页)由于解放前造成民族间不团结的因素很多、很复杂，解放之后不在消除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工作也就难于开展。邓小平认为，我们解决民族矛盾首先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2、163页)我们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但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应当用处理人民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来解决，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正如周恩来在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的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共有。”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8页)新形势下，我们解决民族矛盾还要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由于自然的和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都比较落后。如果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更为突出，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因此，要达到消除民族矛盾的目的，就“要使他们相信”，“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 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2页)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只有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才能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对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对于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对于加速现代化的进程，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