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对《诗经》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诗经》的西文译本在欧美广泛传播，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对《诗经》的研究译著陆续问世。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古诗翻译权威阿瑟·韦理的《诗经》译著本(1937)，是较早出现的一部具有研究性质的译著。韦理在此书“导言”中谈到，他1913年开始从事《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充分认识到《诗经》的文学价值，为此他的译诗打破了传统的《诗经》风、雅、颂的次序，而以诗歌的内容来分类编排，体现出《诗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韦理在此书的附录文字中，还把以《诗经》为代表的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与欧洲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韦理将《诗经》作为纯文学给以探研，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一译本自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一直不断再版印行。1937年由上海与巴黎分别出版的张正明的《诗经中的对偶律》，是法国汉学家关于《诗经》艺术形式的较早的研究论著。此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的专著《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1919年巴黎版)一书，已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作出比较深刻的研究。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中国语言学研究大家，也是《诗经》研究大家，他特别擅长从中国的方言和古音韵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而对以传统的训诂方法来研究《诗经》声韵的著作甚为不满。1932年他发表了《诗经研究及诗经颂的韵律》；四十年代先后发表《国风注释》、《大雅注释》和《小雅注释》，三种注释本汇集后称《诗经注释》，1950年于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出版。由于《诗经注释》能全面地表达原作的神韵，高本汉被誉为西方学界《诗经》研究的权威。在德国前辈学者中，维克多·斯特劳斯对《诗经》的研究成绩突出。他的富于欧洲韵律式的译笔，也获得了广大西方读者的青睐。他为《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一书(1844)所撰长达六十余页的序言，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全面研究《诗经》的论著。当代著名唐宋诗词研究家海德堡大学教授亨特·德博，也是《诗经》研究家，他的专著《公元前12—7世纪的歌谣》一书，1958年慕尼黑出版，是研究《诗经》极富深度的一部重要著作。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关怀，相应的科研机构不断形成和扩建，由于老中青三代研究队伍的默契合作，在《诗经》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诗经》研究成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这方面有曾任多伦多大学教授的多布逊(W·A·C·H·Dobson)的专著《诗经的语言》(1968，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版)和论文《诗经年代的确定和语言学证据》(《通报》，1964年)；马托斯(G·L·Mattos)的论文《国风中音调的异例》； 塞律斯的论文《诗经中“云”的功能和意思》；扬奋进（音）的专著《押韵诗：封建诸侯的标准；封建诸侯的韵律》(1964年香港出版)等。二是从文学角度的研究。这方面有麦克诺顿(W·McNaughton)的《诗经的综合映象》(1963)和《诗经》(1971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版，列入“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海陶玮的《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的诗说》(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版);Tam,Koo-yin的博士论文《左传中诗的引用：赋诗应用的分析》(1975年发表于华盛顿大学)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王靖献所发表的专著《钟和鼓：诗经是一种口述传统的说唱诗》(1974)，此书以《关睢》的最后一句“钟鼓乐之”为引子，指出早期诗歌是在乐器的伴奏中演唱的，其中最常见的乐器就是钟和鼓，这反映了《诗经》最早的时候是由人们口耳相传的，以后在职业歌手和乐师的传颂中得到了修改和精炼，到孔夫子时代基本定形了。正因为《诗经》本身是一种说唱诗，所以作者说，“他的这部作品能给读者一个动态的可用听觉来感受的诗歌形式”，他希望“读者能象‘关睢’中被赞美的姑娘一样能听到这些诗。”这种把《诗经》与音乐文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的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颇具吸引力。三是有关工具书的编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很注重编纂各个时代代表诗人及其诗作的目录索引等，近年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关于《诗经》的工具书，较早的有皮埃特·伦(P·Van de Loon)的《诗经索引》，1943年出版于荷兰莱顿。美国继杜诗研究大家洪煨莲(洪业1896—)等编纂的《诗经引得》之后，七十年代又有吴用彤编纂的索引(1975年出版)。这些索引类参考工具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总之，西方学者对《诗经》的研究成绩很大。近年西方学界对《诗经》的探研，无论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研究方法，还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也都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