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楚辞通释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楚辞通释 楚辞通释楚辞注本。十四卷。王夫之撰。此书大致依王逸《楚辞章句》编次，删去《七谏》以下五篇，加入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两篇以及王夫之《九昭》一篇，共四十四篇。明清之际众多楚辞注家大抵借注屈寄寓民族思想，此书表现尤为突出，其《九昭》自序云：“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具体注释中也时时流露痛惜明王朝灭亡的感慨，阐述了国家兴亡治乱的道理。如注释《天问》“帝降夷羿”一段，借寒浞杀后羿事议论说：“盖无道必亡，虐民纵欲，虽有强力，不足凭也。”文字训释和时地考证方面，此书有不少独创之处。如认为《哀郢》作于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后：“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曰东迁、曰揖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溆，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王逸不恤纪事之实，谓迁为原之被放，于‘哀郢’之义奚取焉？”又如认为《九歌·礼魂》是“送神之曲”，是“前十祀之所通用”。这两说虽都晚于汪瑗的《楚辞集解》，但都有所发挥，且影响比汪氏更大。不过此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错误，如把《卜居》中“突梯”一词解释为“大窦曰突，从突而入，缘梯而登，钻穴逾墙之谓”，实为望文生训。又如怀疑上官大夫与靳尚为一人，已为蒋骥辨明其非。以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较通行。 ☚ 楚辞屈诂 楚辞灯 ☛ 楚辞通释 楚辞通释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前附司马迁《屈原列传》、张任可《序》以及《序例》诸文。正文分十四卷，删去王逸《楚辞章句》所录《七谏》以下五篇，补入梁代江淹《山中楚辞》四篇和《爱远山》，又因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故附作《九昭》一篇，“以旌三间之志”。《通释》在作品题目之后，附王、朱等人题说，然后参以己意以正题旨，继而分段作注，并说明各段大意，以求“通释”。作为与屈原经历大致相同的王夫之，能够通过注释《楚辞》，阐发并表达其抗清复明、忍辱负重的爱国之情，故把握屈作题旨，多切实际；在具体注释章句中，能“旌幽志”、“达微言”，深入作品之中，疏达通解，并注意纠正和批判王逸、朱熹等人的见解，突破传统巢臼，“就文即事，顺理诠定”；发前人未发之言，有许多真知灼见。但由于王氏的过分比附于屈原，亦有不少主观臆断之处，甚至以道家之说阐发屈旨，妄加议论，是不对的。 ☚ 楚辞听直 楚辞灯 ☛ 楚辞通释 楚辞注本。十四卷。清王夫之注。初刊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通释》十四卷，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后七卷是宋玉等人的作品。卷首为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卷末附录自己所作《九昭》,删去了王逸《章句》中《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五篇，增加了江文通《山中楚辞》四篇和《爱远山》。 《通释》采取分段释文的方法，每篇前都有解题，考释屈原生平，说明时代背景，阐发微言大义，订正前人的讹误。由于王夫之经历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所以对屈原的同情更加深切，对作品的理解更加细微真切，所以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他说《九歌》是娱神的乐章，其中作者思想感情流露是不自觉的，并无托之以讽谏的地方。在字句的诠释上也有很多比前人更加恰当的地方，而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说法，他也有不同的意见，也能言之成理。在方法上王夫之重视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环境及作者身世和思想发展过程，认为《离骚》之作，当怀王之时，怀王虽疏屈原，但对屈原忠告有时悔而听之，所以其辞“曲折低回”,《九章》则为顷襄王时所作，他已被绝“抒忠之路”,所以其辞直而激。他的注也有脱离原旨，误入歧途之处。 版本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王敔刻本，现藏湖南省图书馆，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戊申桂东部孔岚补刊本，清同治四年(1865年)湘乡曾氏兄弟所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根据王、曾刻本铅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铅字断句排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二月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印所本重印本。 楚辞通释楚辞研究著作。十五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有传。明末崇祯举人，明亡，仕南明桂王为行人，遭受奸人的谗害。曾举兵抗清，后隐居衡山石船山，拒不仕清，杜门著书。学识渊博，遍涉天文地理历算，文史哲俱通，尤其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学，成就为大。诗文词兼工，著作丰富，后人汇成《船山遗书》，有一百余种，三百五十八卷之多。 《楚辞通释》在编排上，卷一至卷十二与王逸注相同，卷十三至卷末与王注有异。卷十三和卷十四为江淹的《山中楚辞》、《爱远山》，卷末则为王夫之自作的《九昭》。他认为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尚“得屈宋之遗风”、“绍楚辞之遗韵”，故予保留。“而《七谏》以下，无病呻吟，蹇涩肤鄙之篇，虽托屈子为言，其漠不相知，徒劳学步，正使湘累有灵，实应且憎”，故删去不录。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朱熹的看法。 此书各篇均有解题，先列王逸之说，后说自己之见，有的同意王注，有的则驳正王注之讹。这些驳正之论往往十分精彩，引人注目。如他反对王逸说《天问》“文义不次序”，认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求往古，终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并进而概括此篇主旨为“有道而兴，无道而丧”。他亦反对王逸谓《九歌》有“风谏”之意，驳之曰：“今按王逸所言托以风谏者，不谓必无此情……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九歌》以娱鬼神，特其凄悱内储，含悲音于不觉耳。横摘数语，为刺怀王，鬼神亦厌其渎矣。”指出王逸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免亵渎。如果说《九歌》中夹有一些悲音，也只是不自觉地流露，而断非讽刺怀王。这样理解，比较准确地把握《九歌》为祭祀乐歌的特点。他又认为《礼魂》不是单独的篇章，而是其他各篇的共同结尾，为“送神之曲”。这一说法得到闻一多的响应，并进而以为《东皇太一》为各篇共同的开头，为“迎神之曲”。如此则《九歌》恰为九篇。又如，他认为《卜居》是“屈原设为之辞，以章己之独志也”，“故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而王逸谓其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冀闻异策，其愚甚矣”。所论甚中肯綮。 又如论宋玉《九辩》，谓其“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厄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既指出屈宋之间的继承关系，又概括《九辩》独特的艺术特征及其在辞赋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凡此都能启迪后人深入理解屈宋辞赋。 此书的注释根据作品的段落层次，先释词句，然后分析其含义，简洁明了，时时发挥独到之见。如释《离骚》“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曰：“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对于屈原在《离骚》中即已决心一死而至顷襄王时方才自沉，其酝酿时间如此之久，人们往往难以理解，故对彭咸是否水死表示怀疑，那么王夫之对屈原生与死的分析就为读者提供了思路，解答了疑难。 又如对于《离骚》中“兰”与“椒”的分析亦甚精辟，谓兰、椒、、揭车、江离“此五类芳草，皆以喻昔之与原同事而未入于邪者，当日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尔。原方任事之日，竞附于正人之列，君信邪弃忠，则旦夕改而党佞，庸人之恒态也。”这里他反对王逸的生硬比附而同意朱熹之说，以为兰椒之类并非实指其人，而是用芳草来比喻朝中一些人，当屈原处于顺境时，他们也赞成屈原的主张和作为；可是一旦奸党得势，屈原被疏时，这些人便立即倒向奸人的怀抱，成为落井下石之徒。这种情况何止楚国如此，它简直就是腐败的封建王朝典型的一幕。王夫之本人亲身受过奸人的诬陷，才有如此深刻的分析，足见以兰、椒比附人名之说似难成立。 王夫之反对明末黑暗政治，坚持反清立场，故在字里行间时露感慨。如《离骚》“哀众芳之荒秽”下曰：“此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党锢兴，赵朱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四句下曰：“夏后为羿所灭，少康依于斟寻，此有夏覆舟之前鉴。使桀能以为戒，则汤将何道取之乎？所谓殷鉴不远，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也。”这些都是针对明末清初的形势而发的感慨。 《楚辞通释》的缺陷是用后代道教炼丹养气之说来解释富于想象的诗句。如《离骚》自“远逝以自疏”以下，谓：“君心已离，不可复合，则尊生自爱，疏远而忘宠辱，修黄老之术，从巫咸之诏，所谓爱身以全道也。以下皆养生之旨，与《远游》相出入也。”因此便有“龙吞虎髓，龙虎匹合交媾而与神遇，则三花聚顶”、“和气守中，长生之玄诀也”之论。《远游》中，则更多“金液还丹”、“龙虎合，铅汞化”、“一色真铅”等道教术语。如此理解则《离骚》一篇不免支离破碎，而《远游》几乎等同于养生炼丹的道书了。 较好的有民国影印的《船山遗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排印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楚辞通释 楚辞通释楚辞研究专著。清代王夫之著。14卷。前7卷为屈原作品，始《离骚》止《渔父》，后7卷为宋玉等人作品，删去王逸《章句》中《哀时命》以下5篇，增益江文通《山中楚辞》4篇为卷十三，《爱远山》为卷十四，末附己作《九昭》。王氏自称“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屈者”(《九昭序》)，故于注释中阐发治乱之道，抒泄家国之痛者，比比皆是。此书不仅长于探颐文心，烛照微指，其注文亦颇富文采，常与辞赋相映发，绝无饤饾故实，质多文少之病。此书每篇皆有题解，以考作者生平、创作时地及阐发大义等，其注取分段释文之法。谓《哀郢》为屈原于郢破九年之后回忆之作，为古今一些学者所承，又谓《九歌·礼魂》为“送神之曲”，“乃前十祀之所用”，亦多为后人所采用。但于字义训诂，虽间有所发，仍未脱明人弇陋之习，以其“疏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故也(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注》)此书版本较善者有中华书局1959年铅字断句排印本。 ☚ 楚辞通故 楚辞探奇 ☛ 《楚辞通释》训诂著作。14卷。清代王夫之著。博采先儒善说， 多发前人所未发， 并借注释以委婉曲折的笔触表达作者的民族感情和志节操守。 初刻于清代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铅印本。 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楚辞通释清王夫之(1619—1692)撰。十四卷。夫之有《船山遗书》已著录。其论学以汉儒为门户，宋儒为堂奥。学术成就甚巨，于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皆有精深修养。并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皆有研究。善诗文、功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著述后人编为《船山遗书》。《清史列传》及《清史稿》皆有传。是书前七卷为屈原二十五篇全部。卷八以后，分辑宋玉《九辩》、景差《大招》、贾生《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等篇，卷末附自作《九招》。删去王逸《<楚辞>章句》本《七谏》以下五篇，共四十四篇，每篇分段为释。作者序例曰：“王叔师（逸）之释楚辞也，异是。俄而可以为此矣，俄而可以为彼矣。其来无端，其去无止。”“昧于斯旨，疑误千载”，鉴于此，夫之所释“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要之，是书释《楚辞》于训诂之时尤重文意之阐发，借以寄兴亡之感，抒爱国之情。其注释语言独具文采。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首批遗书。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用《船山遗书》本排印铅字单行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通行。 楚辞通释 楚辞通释楚辞研究著作。十五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有传。明末崇祯举人，明亡，仕南明桂王为行人，遭受奸人的谗害。曾举兵抗清，后隐居衡山石船山，拒不仕清，杜门著书。学识渊博，遍涉天文地理历算，文史哲俱通，尤其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学，成就为大。诗文词兼工，著作丰富，后人汇成《船山遗书》，有一百余种，三百五十八卷之多。 ☚ 词律 杜诗详注 ☛ 楚辞通释十四卷。清王夫之(1619—1692)撰。王夫之，字而能，号薑斋，衡阳（今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军入关南下，奋起在衡山组织义军抗清。清军入湖南，他由湘西转桂林，任桂王政府行人。桂林失陷，辗转湘西而归衡阳，于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闭门著书三十余年。自题“明遗臣王夫之之墓”墓碣，曾多次拒绝清政府的赠馈与聘请，终身不仕，完发以终。王夫之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不仅对经学、哲学、史学、文学有精深研究，对天文、地理、数学也有高深造诣。著作甚丰，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续通鉴论》、《楚辞通释》等，辑为 《船山遗书》，共三百二十四卷。《楚辞通释》卷首有《史记·屈原列传》，张仕可《楚辞通释》序，王夫之关于本书的《序例》五则，《通释》十四卷目录。目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 《天问》，卷四 《九章》，卷五 《远游》，卷六 《卜居》，卷七 《渔父》（以上为屈原作品），卷八 《九辩》，卷九 《招魂》 （以上为宋玉作品），卷十 《大招》 （景差），卷十一《惜诵》(贾谊》，卷十二《招隐士》（淮南小山），卷十三 《中山楚辞》四篇，卷十四 《爱远山》（以上为江文通作品）。卷末附录作者《九昭》。注释体例为：每篇前有题解，有的考释屈原生平，说明时代背景，有的阐明微言大义，订正前人旧说之误。对每篇文章进行分段释文。王夫之生于楚地，曾受异党王化澄的谗害，有颠沛湘西与屈原相似的遭遇，并且有和屈原相同的思君忧国的思想感情，所以对屈原的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刻，阐释得更为细微真切。此书被视为清代楚辞研究扛鼎之作 (另有《山带阁注楚辞》、《屈原赋注》)，在整个《楚辞》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术价值表现为：一、多有独到准确之见。如对《九歌》主题的解释，自王逸以降，多认为有所寄托，即王逸所说：“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楚辞章句·九歌序》)，王夫之则认为《九歌》纯粹是娱神的乐章，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并无托之以风谏的地方。在 《九歌》题解中他说：“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侧，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诽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此真可谓一语中的。在具体词语解释上亦有独到之见，如解释《离骚》“汝何博謇而好修兮”中的“博”，王夫之一反王逸、朱熹、汪瑗等大家的解释，将“博”解为“过其幅量之谓，犹言过也。”按诗句意解过謇更接近原旨。在文体和文章结构上亦有独到之见，如关于《九辩》王夫之提出： “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九辩》题解)。对《九歌》十一篇作品关系上，发挥汪瑗说法，进一步说明：“前十篇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 (《礼魂》)乃前十祀之所通用。”(《楚辞通释·九歌礼魂》解题)。二、以作品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作者身世和思想发展过程做为理解作品的治学方法是可取的。即《九歌》题解所说：“就文即事，顺理诠定。”王夫之把《离骚》创作背景及处境心情与《九章》创作背景、处境心情作比较 （实际是从作品分析中做出的比较），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之时，屈原在“犹有望焉”的心情下，所以 “其辞曲折低回”，“言讽而隐，志疑而不激。”认为 《九章》作于顷襄王之时，屈原处于 “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的处境，想到 “身之所锢，国之必亡，无余望矣，决意自沉”，自己思想便 “无容再隐”，“故《九章》之词，直而激，明而无讳”(上引语出 《离骚》、《九章》题解)。这种不“舍本事以求情”(《序例》)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结论令人信服。《楚辞通释》在某些词语解释上，亦有不当之处。如用方士铅汞之说来解释 《远游》，认为 “无不吻合”，把 《离骚》“相观民之计极”的“计极”，解为“计其兴亡得失之度数也”等，都是糟粕和谬误之处。版本有：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王敔刻本，湖南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桂东郭孔岚补刻本。同治四年 (1878)湘乡曾氏兄弟所刻《船山遗书》(五十四种、二百八十八卷)本。民国影印同治 《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 (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根据王、曾刻本铅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断句排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重印本。 楚辞通释 楚辞通释15卷。（清） 王夫之撰。王夫之，衡阳人。此书卷首有《史记·屈原列传》、张仕可序及自撰《序例》5则。前七卷为屈原著作： 卷一《离骚经》； 卷二《九歌》；卷三《天问》； 卷四《九章》； 卷五《远游》； 卷六《卜居》；卷七《渔父》。后七卷为宋玉、景差、贾谊等人著作。卷末附录自作《九昭》。书中采分段释文之法。每篇前有解题，引王逸之言加以考辨，主要论述著作时代背景，订正前人之说。篇后复有结束语，概括全篇主旨，并作评论。由王夫之与屈原在思想与遭遇上颇有相似之处，故对屈著理解特深，阐述细致真切，所论大多正确，在清代楚辞研究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最早版本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湘西草堂刻本，现藏湖南图书馆。后有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 衡阳学署本，同治、民国 《船山遗书》本，1959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岳麓书社出有点校本，收入《船山全集》第十四册。 ☚ 楚辞集注拾遗 增补六臣注文选 ☛ 楚辞通释楚辞注本。明末清初人王夫之注解。当清兵南下之际，王夫之曾组织义军抗清，兵败后闭门著书，因而通释一书之注文贯穿了王氏的民族思想，特别重视屈原忠于国家、忠于楚族的精神。如王氏序《哀郢》云：“《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又于序《离骚》中力辟朱熹之说，“朱子谓其‘过于忠’，又岂过乎？”王氏往往借注文以批评时政，如注《离骚》“哀众芳之芜秽”云：“在己之萎绝何伤，而群贤坐绌，此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党锢兴，赵朱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虽然王氏是书难免主观臆断之病，但以其民族气节及深博学识注骚，在评骚史上具有很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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