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著作。十七卷。东汉王逸撰。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后汉书·文苑列传》有传。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任侍中。著有赋、诔、书、论、杂文凡二十一篇，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原有集，今已散佚，明人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有《王叔师集》。《楚辞章句》作于安帝时，为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为历代楚辞学者必读之古注。

西汉刘向是第一位楚辞编集者，原编为十六卷，收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自己共九家之作。王逸根据刘向所编之集作注，同时仿刘向之例亦收入己作，扩而为十家十七卷。编目依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刘向的十六卷本早已失传，因此王逸的章句就成为最早的注本。

关于王逸所作《九思》之注，究竟是王逸自注，还是后人所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王逸不应自为注解，恐怕是其子王延寿作。《四库全书总目》则不同意其说，以为在王逸之前有《汉书·地理志》和《艺文志》自注之例，之后有谢灵运《山居赋》之自注，故王逸自注己作亦不足为奇。俞樾《读楚辞》则拈出《九思》注“思丁文兮圣明哲”之“丁”为“当”，指出王逸决不至于荒谬到不知“丁”为“武丁”之省文，而误作“当”，据此即可肯定此篇非王逸自注。其说颇为有理。

《楚辞章句》在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每卷均有序言，概括作品的创作背景、缘起及表现手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说明屈原放逐沅湘间，深受民俗“信鬼而好祀”、“作乐鼓舞以乐诸神”的影响而作《九歌》。当他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之时，看见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绘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贤圣行事之图画，便书壁呵问，以泄愤懑，遂成《天问》一篇。如此等等，都为后人深入理解作品提供了思路。其中《离骚》和《天问》二卷，既有前言又有后叙，特别是《离骚》的前言后叙更有意义。在前言中，王逸概述屈原的生平遭遇，说明《离骚》创作的缘由和主要的艺术特征，即运用比兴手法表现爱憎好恶。后叙尤为出色，一是具有总结性质。王逸概述刘安、刘向、班固、贾逵等注的特点和功绩，又指出他们的不足，自己的章句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努力探究楚辞之“微妙”，使楚辞的“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据此后人得以了解王逸之前楚辞注本之概貌。可惜的是王逸只是笼统地提到前人的成果，而未能具体地注明出处。如谓：“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这究竟是班固的注还是贾逵的注？是指《离骚》中的诗句还是《天问》中的诗句？因为两篇中均有“壮”字。二是批驳班固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谬说，认为屈原的高义和文采足以踵武孔子，垂范后世，永不磨灭。王逸维护屈原，满怀热情，用心是好的，但摘引《离骚》诗句与儒家经典著作对照，以为无不符合，则把生动形象的诗篇纳入了儒家经典的轨道，不免过于迂腐。

在注释方面，以句为解，先释字词，后说明句意。由于他也是楚人，熟知故乡的山川地名、物产及方言俗语，当时又任职校书郎，有丰富的藏书可资参考，因此在名物训诂上多近原意。如注“扈”曰：“被也，楚人名被为扈”。注“宿莽”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注“凭”曰：“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注“羌”曰：“楚人语词也。”对于一些难读的字则注明反切，保留了古代的音韵。因为王注去古不远，多传先儒之训诂，历来受到重视，故李善为《文选》中的楚辞作品注释时，全部采用王注。

章句的注释大都运用散文句式，而从《九章·抽思》以后多用四言句式的韵文作注，隔句用韵，这在当时的注本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如《抽思》开头三句的注曰：“哀愤结𦈔，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诘屈，如连环也。”文字优美，音韵悠远，诗意盎然。对此前人却并不重视，故《四库全书总目》特地指出这些注文的用韵“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而吴棫以来，谈古韵者，皆未征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不过，由于迁就形式，注文毕竟过于简略，往往难以阐明诗意。

王注的缺点亦复不少，如将《招魂》归于宋玉名下，而又没有什么根据，故不可凭信。又谓《九章》系屈原放逐江南一时之作，亦缺少分析。其最主要的问题是用经学家解经的方法加以比附，往往不顾作品生动形象的特点和诗情画意的蕴致，一味进行忠君爱国的说教，故不免穿凿附会之弊。如释《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曰：“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释《离骚》“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曰：“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也。屯其相离，言不与己和合也。”“云霓，恶气也，以喻佞人，反见邪恶之人，相与屯聚，谋欲离己，又遇佞人相帅来迎，欲使我变节以随之也。”将诗人乘龙御风的神话氛围和丰富的想象一律当作“引类譬喻”来看待，从而抹煞了诗篇的艺术特征。诸如此类的解释随处可见。对此，梁启超批评曰：“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原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实非细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所论深中肯綮。

现存较好的有明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和《万有文库》本。

楚辞章句

汉刘向编集。十六卷。后汉王逸章句，十七卷。逸字叔师(约89—158)，东汉南郡宜城（在今湖北）人。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有赋、诔、书、论、杂文凡二十一篇，汉诗一百二十三篇，多亡佚。明人张溥辑有《王叔师集》。是集见《后汉书·文苑传》。所著《<楚辞>章句》，为现存最早《楚辞》注本。《自序》云：“逸南阳（一作南郡）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后汉校书郎王逸以为南阳人，与原同土，悼伤之，复作十六卷《章句》，又续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为十七篇。”作为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训释文字多简要质实，且王逸生当汉世，去屈原不为远，又为校书郎，多见秘府珍本，因此《章句》大抵可信，并保存若干古说，为历世学者所重视。版本颇夥，宋刊本不易见。明本有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刊本，藏北京图书馆。嘉靖中覆宋本十七卷。藏上海图书馆。汲古阁刊本藏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单行本最易得阅。

楚辞章句

楚辞研究著作。十七卷。东汉王逸撰。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后汉书·文苑列传》有传。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任侍中。著有赋、诔、书、论、杂文凡二十一篇，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原有集，今已散佚，明人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有《王叔师集》。《楚辞章句》作于安帝时，为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为历代楚辞学者必读之古注。
西汉刘向是第一位楚辞编集者，原编为十六卷，收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自己共九家之作。王逸根据刘向所编之集作注，同时仿刘向之例亦收入己作，扩而为十家十七卷。编目依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刘向的十六卷本早已失传，因此王逸的章句就成为最早的注本。
关于王逸所作《九思》之注，究竟是王逸自注，还是后人所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王逸不应自为注解，恐怕是其子王延寿作。《四库全书总目》则不同意其说，以为在王逸之前有《汉书·地理志》和《艺文志》自注之例，之后有谢灵运《山居赋》之自注，故王逸自注己作亦不足为奇。俞樾《读楚辞》则拈出《九思》注“思丁文兮圣明哲”之“丁”为“当”，指出王逸决不至于荒谬到不知“丁”为“武丁”之省文，而误作“当”，据此即可肯定此篇非王逸自注。其说颇为有理。
《楚辞章句》在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每卷均有序言，概括作品的创作背景、缘起及表现手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说明屈原放逐沅湘间，深受民俗“信鬼而好祀”、“作乐鼓舞以乐诸神”的影响而作《九歌》。当他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之时，看见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绘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贤圣行事之图画，便书壁呵问，以泄愤懑，遂成《天问》一篇。如此等等，都为后人深入理解作品提供了思路。其中《离骚》和《天问》二卷，既有前言又有后叙，特别是《离骚》的前言后叙更有意义。在前言中，王逸概述屈原的生平遭遇，说明《离骚》创作的缘由和主要的艺术特征，即运用比兴手法表现爱憎好恶。后叙尤为出色，一是具有总结性质。王逸概述刘安、刘向、班固、贾逵等注的特点和功绩，又指出他们的不足，自己的章句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努力探究楚辞之“微妙”，使楚辞的“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据此后人得以了解王逸之前楚辞注本之概貌。可惜的是王逸只是笼统地提到前人的成果，而未能具体地注明出处。如谓：“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这究竟是班固的注还是贾逵的注？是指《离骚》中的诗句还是《天问》中的诗句？因为两篇中均有“壮”字。二是批驳班固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谬说，认为屈原的高义和文采足以踵武孔子，垂范后世，永不磨灭。王逸维护屈原，满怀热情，用心是好的，但摘引《离骚》诗句与儒家经典著作对照，以为无不符合，则把生动形象的诗篇纳入了儒家经典的轨道，不免过于迂腐。
在注释方面，以句为解，先释字词，后说明句意。由于他也是楚人，熟知故乡的山川地名、物产及方言俗语，当时又任职校书郎，有丰富的藏书可资参考，因此在名物训诂上多近原意。如注“扈”曰：“被也，楚人名被为扈”。注“宿莽”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注“凭”曰：“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注“羌”曰：“楚人语词也。”对于一些难读的字则注明反切，保留了古代的音韵。因为王注去古不远，多传先儒之训诂，历来受到重视，故李善为《文选》中的楚辞作品注释时，全部采用王注。
章句的注释大都运用散文句式，而从《九章·抽思》以后多用四言句式的韵文作注，隔句用韵，这在当时的注本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如《抽思》开头三句的注曰：“哀愤结𦈔，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诘屈，如连环也。”文字优美，音韵悠远，诗意盎然。对此前人却并不重视，故《四库全书总目》特地指出这些注文的用韵“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而吴棫以来，谈古韵者，皆未征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不过，由于迁就形式，注文毕竟过于简略，往往难以阐明诗意。
王注的缺点亦复不少，如将《招魂》归于宋玉名下，而又没有什么根据，故不可凭信。又谓《九章》系屈原放逐江南一时之作，亦缺少分析。其最主要的问题是用经学家解经的方法加以比附，往往不顾作品生动形象的特点和诗情画意的蕴致，一味进行忠君爱国的说教，故不免穿凿附会之弊。如释《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曰：“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释《离骚》“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曰：“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也。屯其相离，言不与己和合也。”“云霓，恶气也，以喻佞人，反见邪恶之人，相与屯聚，谋欲离己，又遇佞人相帅来迎，欲使我变节以随之也。”将诗人乘龙御风的神话氛围和丰富的想象一律当作“引类譬喻”来看待，从而抹煞了诗篇的艺术特征。诸如此类的解释随处可见。对此，梁启超批评曰：“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原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实非细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所论深中肯綮。
现存较好的有明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和《万有文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