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诞叟，即钱锡宝，字叔楚，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十二编二十四回，首有 “缘起”,后有 “结束”。成书于清光绪乙巳 (1905)。钞本为十二册。民国五年 (1916) 汉口中亚印书馆排印本，首丙辰(1916)仲春忏绮词人序和闻妙香主人(即作者之兄钱锡)题词 《莺啼序》。另民国七年 (1918) 武昌铅印本题名为 《宦海钟》。198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
 
 书叙南通州秀才贾端甫在钱粮师爷龙钟仁家处馆，与知府衙内增朗之和师爷之子龙伯青外出狎妓，因寒酸遭冷慢奚落，心怀嫉忿。夜见龙府管家毛升与伯青庶母杨姨娘私通，杨为堵其口深夜上门自荐枕席。贾始则挑逗猥亵，继则念及功名声誉，将杨斥走，博得 “坐怀不乱”美名。不久考中进士，因逢迎有术，深得军机大臣宠信，并娶曾被伙计诱奸的布店掌柜之女周似珍为妻。龙伯青为谋父亲遗缺，将年轻美貌的庶母杨姨娘、豆蔻年华的妹妹玉燕和妩媚风流的妻子水柔娟拱手让给增朗之纵情玩弄，后丑闻败露遭贬逐，病郁而亡。家产被毛升骗掠，弟弟研香被拐卖学戏，得观察叶勉湖赏识，纳为“八姨太”,杨姨娘母女流落烟花。增朗之受父严责，捐款到广东做官。范星圃新旧学杂揉，办事干练，极受军机大臣器重，平步青云，娶富孀之女华素芳为妻，进而奸占小姨华紫芳，后升任湖南臬台，疯狂搜捕缉拿革命党人，手段残忍，积怨甚重。任天然继范星圃任庐陵县令，方知范全凭主观断案，办事图名不实，无奈只得一一重新纠正。任因拒贿藩宪被罢职，后虽起复，又因不肯再继范星圃之任弃官寓居上海，结识妓女顾媚芗，两人一往情深。王梦笙恋慕老师新寡之女谢警文，得妻相助如愿以偿，携谢来沪，与任天然及贾端甫之同窗达怡轩结为好友，三人皆性情真率，不拘礼法。任天然上司全似庄来沪买军火，既外行又无能，适逢其侄全禹闻从英国发迹归来，受贿后为其叔定货。增朗之进京途经上海，邂逅做了妓女绰号“满床飞”的龙玉燕，重修旧好。范星圃为谋夺华家家产被参罢官，审出与妻妹之奸情，华家家产全部判归他人，华紫芳被官府公人轮奸后卖入娼门，岳母气死，妻子华素芳因母亡妹去、幼子夭折哀痛而亡。增朗之升任汉阳知府，趁下属高师爷过足烟瘾迷糊之际，当其面引诱并多次奸污其妾祝眉卿，被高察觉，眉卿被逼自尽。适贾端甫新任湖北臬台，对增当年讥讽自己怀恨在心，借机将其发配塞外充军，玉燕随往。增妻犹氏长期与侄犹蔚乱伦，与增妾同归犹蔚，甘居妾下。贾端甫管家张全鸡奸仆人柏义，柏义则诱奸其女小双子。柏义即当年诱奸周似珍的伙计白骈仪，遂与周氏鸳梦重温。周氏向柏义控诉贾端甫对自己残酷的精神虐待，柏义进而奸污周女贾静如。柏义行径被张全看破撵逐。周氏不堪长期精神折磨而疯癫，静如难耐被逗惹起的性欲竟钻进胞弟的被窝。张全荐女儿小双子入内侍疾，与贾端甫勾搭成奸。周氏惨死，贾为显示自己的“遏欲之功”,虽与小双子长期同居却不正名纳娶。范星圃走投无路往依贾端甫，恰逢贾失宠贬为甘肃臬台，遂同赴京师。途经彰德府时遇贾昔日仇家雪恨，值贾外出访友未归，范误被重伤，静如与小双子遭轮奸。范不治而亡。贾端甫与全似庄结亲，新婚前日静如与将做新郎的弱弟白日交媾，致使弱弟身亡。贾获知内情，将女儿仓促嫁与候补县令史五桂为妾，静如受史妻百般搓磨凌辱，后被逼卖身。张全用毒计“捉奸”,讹去贾端甫历年宦囊八万两银，携妻女赴沪，在天津巧遇柏义，欲赘为婿。柏义见财起意，将张全推下海，骗走十万银两逃往汉口，后被姘头之情夫谋害。小双子沦为娼妓。全似庄与亲女关系暧昧，逼死小妾，因所买军火质劣不堪使用解组追赔而倾家荡产。贾端甫茕茕孑立，两手空空，独自往甘肃赴任。任天然纳娶顾媚芗，看破官场，绝意仕途，举家迁至亲家吴伯可家乡泰州，买田置产，安葬范星圃并妥善安置其遗妾玲儿母女。自在如闲云野鹤，淡泊自甘，俯仰无求。后与王梦笙、达怡轩各携爱侣游历嵩、衡二岳，寄情山水，逍遥自乐。
 小说真实艺术地再现了清季封建官场、仕林和工商界腐朽庸俗、放荡淫靡的生活，暴露了上至军机大臣、总督、巡抚，下到臬司、知府、县令以及资本家、管家、奴仆对权势、女人和金钱疯狂的追逐和强烈的占有欲，鞭挞了残忍冷酷、毫无人性的封建专制和沽名钓誉、极端虚伪的官场风气，揭示了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这一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此外，作品还透露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政体和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思想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表现了作者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强烈不满和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党人的深切同情。从这幅真实丰富、生动形象、内涵深刻的晚清官场全景图上可以看到，堂堂军机大臣居然同儿媳扒灰； 道貌岸然的知府却与亲生女儿不干不净； 不少官员平日贪污公款，中饱私囊，造成巨额亏空，为免受参劾，保住乌纱，不惜将妻女送给资本家蹂躏，以求得借款，而资本家则公然宣称是“以财易色，公平合理”;上司玩弄下属的妻妾，母女共事同一个姘夫，叔嫂乱伦，姐弟作爱，姑侄通奸……,这个社会已经糟朽到何种境地！ 范星圃官运亨通，不几年便从七品县令爬到正三品的臬台，又占有了华素芳、华紫芳两位美女及丫鬟玲儿，并攫取了华家丰厚的家产，权势、美女和金钱都得到了。但他犹嫌不足，企图谋得华家更多家产，激怒华家另一姨太花巨款状告其奸占妻妹、霸争血产，被参革职听审。这颗政界耀眼的 “新星”顿时黯然无光，家破人亡，众叛亲离，靠山山倒，靠水水干，走投无路，举目无亲，成了一条丧家之犬。江西藩台谭梧崦向万安知县任天然勒索三千两银被拒，便寻隙将其黜免，后来终于垮台，女儿堕入青楼。老奸巨滑的管家张全，以女儿身体为诱饵，玩弄“捉奸”把戏，敲诈走贾端甫历年为宦的全部积蓄，然而恰恰是这笔巨额不义之财，使得张全葬身大海，女儿也沦为烟花妓女； 而谋财渔色的柏义最终也因财色亡身。增朗之、贾端甫的所做所为和命运结局也颇为类似。这一系列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都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这一幕幕体现封建社会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生法则的生动闹剧，蕴含着深刻的祸福所倚、乐极生悲的生活哲理。小说在充分暴露黑暗的同时也透露出一定的亮色，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也鲜明地表现出对民主与自由的热切向往，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了任天然与顾媚芗、王梦笙与谢警文之间不以金钱和占有欲为主要目的的建立在情投意合、心灵相契基础上的爱情婚姻。当然，作品并未否定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既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也是一夫多妻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真实反映。作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弊端广加痛砭，对封建制度的某些局部进行了大胆触及，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寄予了深切同情，对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表示了极大的义愤，然而作者对革命进步的社会意义还缺乏深刻认识，这种同情和义愤较多地出自人道主义思想，没能根本否定这个罪恶腐朽的制度，对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各种新学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因而显示出作者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理想仍有些保守，使得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未能获得进一步开掘。
 作品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成功的人物性格刻划上。全书约25万字，却涌现出近二十个性格丰富复杂、个性鲜明独特、彼此判然有别、不易混同、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内核中，个性大大多于共性，主要特征十分突出，占据性格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形象有血有肉而不苍白，饱满丰实而不干瘪，具有历史环境所赋予的时代特色和深刻内涵。其中尤以贾端甫、任天然、范星圃、增朗之、全似庄、张全等塑造得出色。贾端甫是最先出场的主要人物，他的出场描写非常精采。在与纨绔子弟增朗之、龙伯青等人外出看会冶游狎妓时，因寒酸遭冷慢奚落，内心对妓女小银珠既倾慕爱恋，又忿恨鄙薄；对增朗之既艳羡眼热，又妒忌吃醋； 对自己既自惭形秽，又自我解嘲，最后汇合为一种强烈的欲望： 励志进取，改变地位，做人上人。杨姨娘夜半登门，他始而受宠若惊，继则调戏猥亵，并剥下杨姨娘的衣裤； 当杨春情荡漾、玉体横陈之时，他从这过分的举动中突然领悟到杨并非爱慕自己，而是要封自己的口，念及今后与杨之情夫的争风吃醋和自己的声誉功名，最终临崖勒马，斥走杨姨娘，做了一次“正人君子”,博得“坐怀不乱”美誉。贾端甫在京时深得厉大军机赏识，增朗之拜访他时送银五十两，被贾严拒，又获“暮夜却金”之美名，实则行贿高明，受贿巧妙，既坐享非分之利，又沽名钓誉，往脸上贴金。大庭广众之中，虽妓女环列，满堂红飞翠舞、玉动珠摇，却正襟危坐，目不邪视，然而回到上房内室，白日饱受压抑的情欲便要在妻子身上得到加倍的补偿和疯狂的发泄，甚至变态地逼迫妻子做那些连“娼妓所做不到”的事。妻子被逼疯后，他奸占了入内侍疾的管家女儿小双子； 妻子死后，他虽与小双子长期同居却拒不正名纳娶，目的是为了向外人炫耀自己有“遏欲之功”。这些描写非常生动传神地摹绘出一个极端虚伪自私的伪君子的形象，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任天然是个十分难得的心地善良、精明强干、老练沉稳的下层官吏，虽久处官场，不免沾染一些世故圆滑之气，但他从不祸害敲诈百姓，反倒常常顾念百姓的艰难，默默地为百姓纠正前任造成的冤假错案。他对上不谄媚，对下不欺凌，谭藩台向他索要三千两银子，他宁可撤任也不趋奉，为官清廉忠直，为人豁达爽朗，胸襟宽广。他对范星圃颇为不满，但范死后，他帮助玲儿安葬范星圃，又与玲儿结为儿女亲家，并带玲儿母女到泰州安家，玲儿此刻既无权势，又无钱财，任天然对玲儿亦无丝毫邪念，这其中固然有他妻子的作用，但也充分展示出任天然人性的美好和人格的高尚。此外，王梦笙、达怡轩、曹大错诸人在如此污浊虚伪的环境中，也依然保持着慷慨正义、磊落真诚的可贵品格，他们身上较多体现出尚未被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礼法所完全泯灭吞噬的善良本性。曹大错是中国小说史上颇为罕见的狂放狷介之士，面对炙手可热的权贵，锋芒毕露，无所顾忌，敢于直陈其为官之失和人品之缺，语言之尖锐深刻、不留情面，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对势利虚伪的官员，其讽刺贬斥尤为犀利尖刻、一针见血。谈吐率真豪放，舌粲生花，震聋发聩，酣畅淋漓，读之如暑日啖冰，顿觉回肠荡气，意爽神清。
 小说在人物性格刻划上并不平均使用笔墨，不到展示其性格的恰当时机一般不轻易用笔，时机一到则浓墨重彩，纵笔直书，故许多人物虽落墨不多，却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周似珍出场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情窦初开、有着朦胧的性的渴望因而受骗失身的少女形象。嫁给贾端甫之后，作者似乎将她完全遗忘了，在相当长的时间进程中几乎不置一词。然而，随着柏义再次闯入她的生活，她的那颗被长期凌虐摧残而枯死的心又复活了，面对昔日的情人，素日罕言寡语的周似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放声哭诉了忍受十几年的非人待遇和精神苦难，如同冲决山峡长期堵截的洪流，一泻千里，势不可遏。这与《红楼梦》中贾迎春的性格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贾迎春系大家闺秀，又是向婶娘诉说丈夫对自己的虐待，语言文雅含蓄得多；周似珍是花布店掌柜的女儿，是向自己的情夫哭诉，故语言粗野、泼辣、外露，内容也无所顾忌，这完全符合各自的气质教养、身份环境。如此精彩的人物性格刻划，晚清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在人物形象描写上，小说存在 “宽于真小人，严于伪君子” 的主观色彩和天理报应的思想倾向，但由于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摒弃了荒诞不经的艺术构思和虚幻浪漫的表现手法，注意将人物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依据生活逻辑和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合乎情理地流动演变，因而摆脱了简单化、概念化、雷同化倾向，自然平实，人各一面，雕琢之痕较轻。好人不全好，也写出其消极丑恶的一面； 坏人不全坏，亦恰当展露其积极美好的一面，从而使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呈现出多重性和流动性。贾端甫是个极端虚假伪善的反面人物，但当范星圃落难失势后投奔自己时，他并未象许多势利小人那样冷漠无情，而是一如往日，热情相待。范误被重伤后，他请医问药，悉心照看，直到其去世。范星圃也是作品主要针砭对象，他热衷功名，为升官可以不顾一切，但他为官并不贪婪，不属于搜刮民财、贪赃枉法一类，因而当岳母家产失去后，他宦囊空空，几乎成了穷光蛋。而任天然、王梦笙、达怡轩、曹大错等人也并非道德高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们的私生活格调都很低下，频频出入于青楼妓馆，留连于醇酒妇人，追欢买笑，放荡不羁。只是他们不沽名钓誉，不虚伪做作，其所做所为并不比自己的灵魂更肮脏，表里如一。他们的性格中善大于恶，美多于丑，同那些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伪君子相比，显然高尚得多。
 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是本书的另一个显著艺术特色。小说深得《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三昧，讽刺尖刻而不浅薄，夸张而不失真，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自然妥贴，耐人寻味。如第七回先从正面写太史魏琢人 “言坊行表，趋向必端，洵不愧为学界津梁、师儒表率”,继而当魏太史向贾端甫自我吹嘘正起劲时，管家送来一封信，原来是其妻何碧珍私奔出走前留给他的，信中极为尖刻地揭露了一向自我标榜孝悌清廉的魏琢人： 平日 “高堂之甘旨常虚，而主人之樽盘必备； 德色谇语， 时中伤乎庭帏； 侧帽扶轮、徒饰观于戚䣊”; “侍疾曾无尝药之诚，枕块犹恋桑中之好”; 兄弟患病时，“不求芣苡，俾荆树以重荣； 转燃豆其，致棠华之遽殒，遂得独攘腴产，犹复侈说兼祧” ……,此外尚有不堪为外人道知的“中之羞”。何碧珍的这封信无情地撕下了魏太史的假面具，使其卑鄙龌龊的灵魂得以彻底曝光。同时，其妻的私奔行为对刚刚宣称“妻子不受丈夫的约束，那还成个甚么人家”的魏太史来说，也是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这种精彩的讽刺描写，堪与讽刺艺术典范的 《儒林外史》相媲美。
 小说的结构艺术也非常值得称道。作品师承借鉴了 《水浒传》的艺术结构方法，以若干主要人物的经历活动为经，以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纠葛为纬，某一回或数回集中描写一两个主要人物，随着主要人物陆续登场，彼此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纠葛也越来越复杂，故事情节逐步展开演进，盘根错节，经纬交织，形成谨严完整、前后贯通、统一和谐、脉络清晰的网状结构。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和结局互为因果，相互绾结，不可或缺，彼此密切有机地联系着，牵一发而动全身，通体皆活。叙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伏笔伏线运用得体，颇有《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趣。如柏义第二回首次出场，诱奸了周似珍之后被周父撵走，作者暂将其搁置一旁储存起来。到第十四回再次出场，引出与张全、小双子、周似珍和贾静如错综复杂的纠葛，如投石入水，激起层层波澜，并为后文埋下伏笔。第二十三回柏义又一次出现，致使发了一笔横财而骤富的张全、小双子一家人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柏义这个着墨不多的人物的几次穿插出场，都使故事情节风云突变，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虽非情节主线，却勾连、绾系和影响着主要情节线索，前后贯穿，左右映带，摇曳生姿。缺少任何一环，都会使前后情节失去依托、照应而难以存在。此外，本书的结尾亦新颖别致，蹊径独辟，不落俗套，令人有意料之外、耳目一新之感。
 艺术上的缺憾主要是叙述和议论较多，其中虽不乏精彩之处，但总的来说不成功，也不可取。有些议论、叙述过于冗长，偏离情节进程之外，拖沓枯燥；此外某些头绪颇觉芜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但白璧微瑕，不足掩其莹润光洁，本书仍然是一部为晚清小说增添光彩、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