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为诗史说

新加坡学者杨松年说，首先称杜诗为诗史的，是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阵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但在唐代，除了杜牧、元稹、韩愈等少数几个人外，一般不太重视杜诗。一些诗人提及杜甫，是出于怀念友情，怜其穷困，羡其狂豪，或赏其才情之高。到了宋代，情况为之大变。宋人对于杜诗，推崇备至，以致不敢低贬一词。他们多方面的称赞，使杜诗在文坛上的地位达至峰颠。“宋之诗论者，或以杜诗为规摹对象，字规句仿，以求夺胎换骨；或叹赏杜诗史笔森严，可作史书看；或钦佩杜甫忠义之心，以为可做仕君之榜样；于是笺杜注杜论杜的作品，蜂涌而出，或以史书证杜，或以杜诗补史，或将杜诗系年，或就作法批解，或求杜诗字句之依据，形形色色，琳琅满目。”
宋人的杜诗为诗史说有如下多种：
一、认为杜诗善于反映那一时代的政事，如宋祁的《新唐书》；
二、认为杜诗最能实录所见事物，如王得臣的《增补杜工部诗集序》；
三、认为杜诗用典未尝失误，如姚宽的《西溪丛语》；
四、认为杜诗练句下字，往往超诣，如俞成的《校正草堂诗笺跋》；
五、认为杜诗寓褒贬之意，为春秋之法，如周辉《清波杂志》所引李遐年的意见；
六、认为杜诗备于众体，如陶宗仪《说郛》所引释普闻的意见；
七、认为杜诗诗情诚实，如释惠洪的《冷斋夜话》；
八、认为杜诗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如姚宽的《西溪丛语》；
九、直称杜甫其人或其诗作为诗史，如孔传的《云林石谱序》、魏了翁的《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
十、认为杜诗歌行以“呜呼”作结为诗史，如孙奕的《履斋示儿编》。
宋人评杜的热潮，波及到了明清的论坛。有些学者支持宋人的看法，甚至加以发挥，如明代王嗣奭的《杜臆》、清代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的某些意见；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宋人的看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或曰杜诗为诗史说为鄙薄之见，如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或曰此说流弊在于使论杜注杜过分强调字句之来历，如清代纪昀的《杜诗捃要》、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等。明清学者敢于指说杜诗的优缺点，提出客观批评。为了摆脱泥于字句的局限，有人主张先从整体把握杜诗，然后再及于篇章字句(如王嗣奭、叶燮)。明清学者对杜诗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显示出与宋人不同的诗歌观。(摘自《杜诗为诗史说评析》，载《古典文学》第7集，台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