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

明政府对海外某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贸易制度。明初，为了防范东南沿海残余反抗势力勾结外寇卷土重来，对沿海地区采取了海禁政策，严禁一般商民私自与外国通商往来。海外的远近邻邦，为了与中国维持贸易关系，派遣使臣携带各种珍贵特产来华，当时谓之“朝贡”，称使臣为“贡使”，称礼品为“贡品”，称商舶为“贡舶”。明政府在巩固国内统治的主旨下，对朝贡关系下的海外通商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办法：一为继承前代制度，设立市舶司，初设于太仓黄渡，后改设于宁波、泉州（后移置福州）、广州，分别掌管日本、琉球和南洋诸国的入贡和通商。二为勘合，即明政府制定一定形式的信使凭证，一份发给有交往关系的外国或部族，一份留作底存；外使来华，先要在海港检验勘合，才能登岸。三为对外使的各种限制。明政府规定外使来华的期限(即“贡期”，有两年一次，三年一次或五年、八年甚至十年一次者)、来华路程、居留地点、来华的船只数目和随行人数。关于贸易，一般外使带来的特种礼物和珍奇产品，除贡品致送明政府外，其他商品在市舶司所在地或京师会同馆开市，交易日期限三至五日。贡品偿价特优。开市的商品免纳税款，有些产品由政府优先照价采购，有些听任华商或私人赴馆购买。外商通过牙行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带回本国。凡政府规定的违禁物品，如金、银、铜、铁、兵器等，一概不许买卖。明中叶后，因国内商品经济和海上私人贸易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东来，破坏了亚洲各国与中国之间原有的通商，朝贡贸易制度趋向衰落。

朝贡贸易

明朝政府既要厉行禁海，又要与海外诸国进行政府间的航海贸易，而采取的一项排斥民间航海贸易的政策。洪武初年，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曾击败张士诚、方国珍两支东南地区的海上武装。这两股残余势力多数逃亡沿海岛屿和近海邻国，企图勾结海外势力卷土重来。同时明初倭寇之患比较严重，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区屡遭抢劫。这些不安全因素迫使明初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修筑囤军城寨，加强海防工事。明朝廷深怕开展航海贸易可能导致“海疆不靖”，因此实行禁海政策。为了既达到巩固海防，又可以得到必须的海外货物，因此采取特殊的航海贸易政策，称“朝贡贸易”制度。规定： 海外来华贸易者必须是“贡舶”； 进港时必须有明朝廷事先发给的“勘合”和本国政府的“进贡”表文； 必须遵守明朝廷指定的航路、港口，并限定船数、限定日期、限量输入；只准双方政府间的交易，不准中外民间海商接触；凡未与中国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其船舶一概严禁来华，同时也严禁中国民间商船出航海外。朝贡贸易输入以香料为主，称“入贡”； 输出以丝织品为主，称“赏赐”。“朝贡贸易”是执行海禁政策的产物，是双方政府间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原来设置的市舶司已无存在的意义。洪武三年，明朝撤消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又将泉州、广州、明州三口市舶司全部裁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叶。

朝贡贸易

亦称“随贡贸易”、“贡舶贸易”。宋代以后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的贸易。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对海舶输入商货中的禁榷品，由中国政府全部收买； 对非禁榷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又收购一部分，其余许民间买卖。收购的部分，除供宫廷消费和赏赐外，也有再行出售的。元代行抽分。明代实行贡舶制度，在通商口岸设市舶提举司，管理朝贡和朝贡贸易。对贡品种类、数量、贡期、贡道，参加朝贡贸易人数，及有关手续有具体的规定。为辨别贡船真伪，明政府发给朝贡国家“勘合”文册，作为来华进贡和贸易的证明文件。贡期，自1年1次至10年1次不等。贡道，西方各国由嘉裕关进入，北方贡使由大同口进入，东方诸国由定辽进入，东南海外各国由广东南雄至安南等各口进入。不符合中国政府规定的，被“却贡”。对诸国朝贡贸易货物，一般不征或少征市舶课。明政府以“赏赐”名义，给予朝贡者的货物，其价值高于贡品。由政府抽分的部分商货，一般占随带商品总数的60%左右，政府从优给价，实即由明政府高价收买。剩余部分由官牙介绍，直接与民间交易。此种朝贡贸易，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物的用意，唯以通好、怀柔和安定边疆为原则。明代的朝贡贸易，从洪武到宣德(1368—1435) 年间兴盛，从正统到嘉靖 (1436—1566) 年间走向衰落。清承明制，只在具体规定方面有所变更。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开放海禁，朝贡贸易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