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司逼民奏保案

此案发生于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前后。明初，朱元璋为考课地方官吏政绩，曾发布二诰，“凡所在有司能宣布章条，抚吾民有方者，特许阖境高年有德耆民会议，连名赴京奏保，使朕知贤。”《御制大诰三编》第三十三有载：胶州官夏达可，长子县官赵才，新安县官宋玘，建昌县官徐颐等，“在任不以生民为意，恣肆为恶，惟务赃贪害民。事觉，法司差人提取，却乃公然会集耆民，逼令赴京妄行奏保。且与耆民捏词书记，教其熟读，用此面奏，肆为欺罔。”各各耆民“不合听受教唆，即与同恶，赴京面奏，结果欺诳之情败露，法司判将夏达可，赵才等处以死罪，家人迁于化外。朱元璋将此案编入《御制大诰》，并申明：“今后各处有司，若有奸贪之徒平日害民，及至事觉，逼令耆民奏保者，尔耆民即便拿来，一则除尔良民之害，二则尔耆民无同恶之罪，且受重赏，岂不伟哉！其果有善政实绩可言者，尔耆民自当如诰，会集阖郡年高有德者，一同赴京奏保，庶几循良者显名，奸贪者敛迹。”朱元璋设此诰，意在用严刑峻法保证其建立的“耆民保奏”制的执行，防止有司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