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经》入乐问题争鸣

《诗经》，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部诗集，其实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也就是说，三百○五篇诗，全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世家》)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墨子也说过：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这些材料说明《诗经》原是个唱本，孔子不但听过演唱，而且还把走了调儿的歌曲校订过一番，就连墨子也还观赏过弦歌鼓舞的盛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乐曲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见到它的歌词，当诗读了。
“诗为乐章”，自汉至唐，并无异见，都以为《诗经》所录全是乐歌。宋儒治经不尊汉说。南宋程大昌《诗论》十七篇，首先提出“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他说：“盖南、雅、颂，乐名也，若入乐曲之在某宫者也。……若夫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本来程大昌的根据并不可靠，而朱熹、顾炎武等学者继而又附会以所谓“风雅正变”，提出“变风变雅都不入乐”。
所谓“风雅正变”一词，最早见于《毛诗序》，东汉的郑玄著《诗谱》加以发挥，把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称为“诗之正经”，而把那些众多的产生于衰乱之世的讽刺诗和爱情诗，称为“变风”、“变雅”。“变”是不正的意思，指不合诗的正统。朱熹附会“风雅正变”说解释诗乐问题，提出：“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宫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之得失，而《邶》《》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之所用也。”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说得更明白：“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变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也。”
按照他们的立论，全部《诗经》只有一百篇诗入乐，一百三十四篇风诗和七十一篇二雅，共二百○五篇诗是“变风”，“变雅”，不是“诗之正经”，因而也不配入乐。他们所说的“正统”，自然是指合于封建教化思想而言。他们只承认歌功颂德和宣扬封建教化的乐教，认为那些政治讽刺诗，爱情诗，都是衰世变音，不能登入“大雅之堂”。这实际是贬低民间的诗歌创作和具有人民性的诗歌创作。古时已有许多学者认为“风雅正变”说立论无据，矛盾百出，不可采取，因而弃而不论。建筑在这个错误观点上的“变风变雅不入乐”说，也就失去了理论上的支柱。
“诗全入乐”和“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两说，进行过长期的热烈争论。清代有些著名的学者都同意前说。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诗入乐》从诗歌的起源来论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皮锡瑞《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一方面说明“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一方面从中国文学史来说明古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最初皆入乐。俞正燮《癸巳存稿·诗入乐》、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也先后举出有力的证明，指出所谓的变风变雅，从汉时至魏晋仍传有乐歌。近人顾颉刚先生等人，除了辨订以上诸说，又对《诗经》的形式进行研究，从章段的复叠、词句的重沓等乐歌特点，说明三百篇全是乐歌，有的是按照已有的乐谱写歌词，也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再经乐工配乐；有些乐歌（正歌）是规定在典礼时使用的，有些乐歌则是礼毕坐宴和慰劳司正时用的(参见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辨》第三册)。三百篇全入乐，已成为不可移易的定论。
应该说明的是，诗与乐的分家，是从孔子时代开始的。顾颉刚说，孔子时代“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盛行，他以后就一步步的衰下去了”(《古史辨》第三册)。朱自清也说，孔子“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除宴享祭还用诗为仪式歌，象《仪礼》所记外，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诗言志辨》)。孔子对诗乐是非常爱好的，他曾极力维护诗乐，使它免于衰亡，但终于无能为力，到战国时，便连儒者也无法听到诗乐的遗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