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董氏学

 思想著作。八卷。清康有为撰。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者事迹参见“《新学伪经考》”条)
 《自序》中以为人之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道与教。道、教始于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于《春秋》,《春秋》“三传”则又从公羊氏，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但《春秋》“仅二百余，脱略甚矣，安能见孔子数千之大旨哉？”因而治《春秋》就得依据于董仲舒，从董氏而窥孔子大道，即所谓“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
 在此思想基础上，该书将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了重新编排，以推衍孔子之意，并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全书八章，春秋旨卷一，春秋例卷二，春秋礼卷三，春秋口说卷四，春秋改制卷五，春秋微言大义卷六(上、下),经传表卷七，董子经说卷八。卷前有撰者自述，统说该卷要义，中间又插有撰者评述，书后附《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二文。
 该书以今文经学为治学旨归，因而提倡重在经“义”。由此观之，孔子作《春秋》,是因为“疾时世之不仁”,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即“明王道，重仁而爱人，思患而豫防，反复于仁于不仁之间。”云云。在《春秋例》中以为《春秋》的例则“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如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等等，如不弄通，则无法读《春秋》,因而择《春秋繁露》有关的要点而罗之。《春秋礼》以为《春秋》是“改制”之书，其中礼的改制尤其重要，而董仲舒“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通过此，可以通孔子对礼的变化的态度。《春秋口说》中以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传，以致成《公羊春秋》,董仲舒能继承前人做法，又口说而出于《公羊》之外，其目的是“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春秋改制》以为《春秋》的实质是述“改制”之义，而董仲舒发明此义，以至成为理解《春秋》的“金钥匙”。接下，通过对董氏言论的引证，证明《春秋》改制，才开始建立文统。以下的各朝是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而“升平世，质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也。”从而提倡“文教”,并主张“变通”,以为这是《春秋》的第一大义。《春秋微言大义》篇以为孔子作《春秋》,含微言大义，董仲舒可谓是能解其中三昧的醇儒，将其中的诸人天人性命之故，三统三纲之义，仁义中和之德等等都尽极阐发，在下则援引为例。《传经表》篇是康氏门人王觉任所编制的董氏后学传《公羊》者诸流表。《董氏经说》篇附董仲舒有关《六经》的注释。由上可见，该书是通过董仲舒的学说而寄寓自己变法等的政治主张及有关的哲学思想。
 该书始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后由广州演孔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重刊。戊戌(1897年)、庚子(1900年)两年中均奉旨毁版。一九一七年，出《万木草堂丛书》本。又有一九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康有为全集》本(第二册)等及中华书局单行本。

春秋董氏学

清末今文经学著作。清末康有为(生平见《新学伪经考》条)著。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春秋董氏学》推崇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将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重新编排。认为“《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事例都是用来寄托义理的，不能把《春秋》看作纪事之书。指出“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之于几何也”，以为孔子作《春秋》、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也是用的数学方法。“《春秋》以寓改制，其文犹代数，故皆称托，不过借以记号耳。数不能直叙，代以甲子、天元。天下无有怪甲子、天元之诡者，又何疑于《春秋》乎？”认为“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殷周之三统亦皆托也”，而“‘三世’为孔子之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并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即把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认为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是以之为符号，来寄托人类历史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的社会进化规律。并糅合《公羊》的“三世”说和《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以“文教”作为社会进化的标准，认为“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认为“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属万物而贯于一，合诸始而源其大，无臭、无声、至精、至奥”。认为“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终始天地”。强调“天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别为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虽变化于天道，实不知几经百千万变化而来，其神气之本由于元，溯其未分，则在天地之前矣”，把人当作“最贵而先天者”。从这个先验主义的观点出发，在心物关系上，强调精神贵于形体，“心有知者也，体无知者也，物无知而人有知，故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则知心贵于体矣”，认为人应“养其魂灵，统御其体魄”。在知行关系上，则强调“先知而后行”是“天然之理”，“通古今、别善否曰士，然则士以智为先矣”。认为人能预见祸福，早知利害，行为就自然合理。
主张“变化日新”。认为事物普遍存在着“两”：“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而“孔子原本天地，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反对周敦颐关于“太极说”的观点，认为“太极”是“不可得而见”的，“其可见可论者必为二”，而“太极说”放弃了《周易》“言阴阳而不言太极”的思想。强调“生物之始，一形一滋，阴阳并时而著”，“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进化思想。但又认为“取春秋而不取冬夏者，为中和也，此孔子大道之本”，提出“变法欲逊顺说（悦），勿强骤之”。倡导渐变，在政治理想上就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宣扬资产阶级平等思想：“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但圣人姑别其名称，独以王者为天之子而庶人为母之子，其实人人皆为天之子。”否定以天子自居的专制君主的权威。因此此书出版后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围攻，清政府曾两次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刊于上海大同译书局。另有1917年《万木草堂丛书》本。

春秋董氏学

八卷。清康有为 (详见《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撰。作者认为《春秋》一书专为改制而作； 《春秋》改制，在义而不在事与文； 《春秋》之义，在口说而不在经文；《公羊》家详素王改制之义；《春秋繁露》得孔子立制之本；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董仲舒； 因董子 （仲舒） 以通 《公羊》家言，因《公羊》家言以通《春秋》大义。《春秋董氏学》对《春秋繁露》一书离析章句，以类相从，分为八卷：《春秋恉》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礼》第三，《春秋口说》第四，《春秋改制》第五，《春秋微言义》第六，《传经表》第七，《董子经说》第八。大体上分门别类，摘录董仲舒之说，阐发孔子改制之义。书中认为先儒属辞比事之说为非；《左传》、《诗经》毛传、《周礼》都是伪书；朱熹尊《四书》而轻《六经》，是孔子的末法；董仲舒之说博大精深，孔子之后仅此一人。可见作者对董仲舒的推崇。该书有清光绪年间上海大同译书局刊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该书的校点整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