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配置理论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一种研究人们对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分配及其效率的经济理论。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用于工作的时间持续下降，而非工作时间则越来越长，并且变得更加重要。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只重视工作时间，对非工作时间的分配与效率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 (G. Becker) 在 《时间配置理论》 (1965年) 一文中将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置于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此基础上，贝克尔重新构造了家庭理论，对生育和婚姻等问题展开了经济分析，形成了新家庭经济学。
与传统理论不同，贝克尔将家庭不仅看作是效用最大化单位，而且还是生产单位。家庭综合运用时间及市场产品，生产出更为基本的产品，这些产品能够直接纳入家庭效用函数。这样，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产出的每单位产品的价格就是单位产品使用的投入品价格与使用的时间价格之和，即等于直接价格与间接价格之和。
报酬的纯增加会增加工作时间，收入的纯增加会减少工作时间，这是传统的劳动-闲暇分析的结论。这一结论依赖的假设是： 闲暇商品的成本完全由放弃的报酬构成，而其他商品的成本则由产品构成。贝克尔运用上述分析框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问题，他将所有的消费活动都看成既使用产品又使用时间，故传统分析只是贝克尔分析的特例。贝克尔证明，在时间密集与报酬密集负相关的情况下，会出现报酬的纯增加将产生转向时间密集型商品因而偏离工作的替代。这是传统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
传统的劳动-闲暇分析还得出一个结论：收入税的增加至少将导致偏离工作而转向闲暇的替代效应。贝克尔的分析没有通过转向闲暇的替代，而是借助转向时间密集型消费得出了同一结论。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收入税增加的同时，对用于时间密集型商品适当课税，那么全部相对价格就不会改变，因而不会出现偏离工作的替代。
贝克尔还对时间的生产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报酬上的增加既会引起收入效应，又会产生替代效应。工作时间的持续下降似乎可以证明收入效应足以超过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资本与技术的实际增长也改进了消费时间的生产力，从而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消费时间的生产力进步需要带来的更多的实际收入将会造成工作时间的增加，此时替代效应超过了收入效应。在工作时间的生产力和消费时间的生产力都增加时，工作时间的下降仅仅表明，联合的收入效应超过了联合的替代效应。
贝克尔还分析了时间与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果将家庭生产中使用的时间与产品存在固定比例假设改为可变比例假设，新的家庭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变为： 家庭通过使产品的边际商品与时间的边际商品之比等于产品的边际成本与时间的边际价值之比。因此，报酬的增加不仅会产生偏离报酬密集型产品的替代，而且会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引起偏离时间而转向产品的替代。贝克尔运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了美国民众对物质产品的极度挥霍与对非物质产品（时间） 的极度吝惜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这是因为，相对于产品的价格来说，时间的市场价值高于世界其他地方时间的价值，即对时间的吝惜与对产品的挥霍并不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过反映了相对价值上的差异罢了。
在 《时间与产品的时期配置》 一文中，贝克尔把以上分析框架推广到跨时期决策，并证明，假定人的一生要经历若干时期，每个时期消费的商品数量取决于如下原则： 每一时期相对于产品的消费时间的边际产品等于同一时期的工资率，而与利率无关。换言之，当实际工资率相对较高时，消费时间的边际产品相对较高。

时间配置理论theory of time allocation

探讨时间因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最大效用的理论，是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要素配置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G.S.贝克尔(Gary S.Bacher)和舒尔茨(Schultz)在时间配置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将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研究的方法推广到一般性的资源配置分析。时间配置理论假定人类决策行为过程是追求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以期获得最大的效用。人们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并不一定是最终消费或效用的直接来源，还要考虑在完成最终消费之前所要投入的时间。这样一来，消费可以由两个方面的投入来衡量，一种是市场货币单位；另一种是个人的单位时间。一个劳动力可以将时间提供于市场取得工资，因此市场工资率就是他的时间的影子价格，于是市场投入和时间投入都能用共同的货币单位来表示。这不仅确定了市场商品的价格、市场劳动时间的价格，而且也决定了非市场活动时间的影子价格。用最佳时间配置取得最大效用的分析就可以超出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围，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性效用的“产量”的讨论。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对家庭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既可以被视为生产者，又可以被视为消费者。作为生产者要追求使成本最低，作为消费者要追求效用最大。家庭各个成员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时间成为家庭“生产”的稀缺资源和限制条件。家庭各个成员在市场活动时间里，通过劳动获得货币；在非市场活动时间里，通过“家庭生产”时间“生产”最佳消费品。并且，非市场活动还可以再分为“费时间”活动（比如自己准备餐饮）和“省时间”活动（比如购买即食餐饮商品）。这些划分有助于研究家庭成员的总时间的最佳配置，不仅能够讨论家庭时间在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方面的分配，还可以讨论时间在非市场活动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由于市场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市场活动，也造成非市场活动的变化。比如当工资增加被其他收入的减少所抵消的情况下，总收入虽然没有变化，也会导致用于消费方面时间的减少，因为这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人们就会宁愿从市场购买现成的消费品或采用只需耗费少量时间的日用品，而不愿花很多时间来自己“生产”这种消费。在家庭时间配置的分析框架中，可以通过收入、价格的变化研究时间的配置和时间与商品的替代，借以分析婚姻的问题和家庭关于生育数量、子女质量（教育和健康）以及家庭声望等各方面的“生产”，用经济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决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