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汉语散文

日本的汉语散文是指日本人用汉文按照汉语文法撰写的散文。日本流传至今最古的文章，便是用汉文写的，那就是《宋书·蛮夷传》所载倭王武 （即雄略天皇） 致刘宋顺帝的表，表文多引《诗经》、《尚书》、《左传》等中国作品，文风骈俪，富六朝风格。远在奈良朝时代，文学为贵族独占，用汉字书写，这个时代诞生的《风土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汉文叙事作品，在行文中常借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艺文类聚》等书中的华辞丽句来润饰史实或传说，文风中也多受六朝影响，又摆脱不了日语句法，多少属于日本化了的汉语体。《万叶集》中有些和歌的序文也可看到王羲之、王勃等文字的影响。平安初期，这种文体继续盛行。平安后期藤原明衡所编《本朝文粹》，载录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初二百余年间的汉诗文，仿《文选》体裁，书名仿宋姚铉编《唐文粹》，载录六十九位作者的诗文四百二十七篇，以赋、杂诗、诏、敕书、敕答、位记、敕符、官符、意见封事、策问、对策、论奏、丧、奏状、书状、序、词、行、文、赞、论、铭、记、传、牒、祝、起请、奉行、禁制、怠状、落书、祭文、咒愿、表白、发愿、知识、愿文、讽诵文等三十九部录诗文，所录诗文以大江匡衡、大江朝纲、菅原文时等为最多。后又有藤原季纲编《本朝续文粹》，录十一世纪初至十二世纪中叶约百二十年的诗文二百四十四篇。两书所录散文反映了汉语散文兴盛的轨迹。汉语叙事散文为后来假名物语、说话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丰富了作者的知识，积累了写作的经验。川口久雄在《菅家文草、菅家后集解说》中，曾说：“在汉文古典的语言、文学形式日本化而形成日本汉文的过程中，同时不能不给日语及日本文学的形式以影响，也就是说，使日语更加洗炼，更加丰富，并为日本文学吹入艺术的生命，使其以后的发展成为可能。从《古今》的真名序产生出假名序散文，从宽平期的散文形式，产生出延喜、天历期的散文，这一切，恰如从拉丁系的诸形式中，产生出欧洲的变形文学的情形一样。连《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文体，也可以看到是受过这种汉文系统的形式和内容的影响的。”当时许多汉文作品承袭六朝遗风，讲求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中唐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成功，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变化，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散行单句、自由活泼的汉文叙事散文，再加上《白氏文集》传入，诗坛上流行平易流畅、情意深长的风格，这对日本贵族文人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影响，即造句谋篇都要服从于自如地表情达意。都良香《富士山记》、庆滋保胤《池亭记》、菅原道真《书斋记》等，都可以看出唐人杂记体文章的影响。平安朝后宫中的贵族女作家大都汉文学造诣很深，而又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独创精神。以清少纳言《枕草子》而言，全书由类聚、日记、随想三类组成，其类聚部分，采用了相传为李义山撰写的《杂纂》中的以类相从的形式，而文笔之清丽，描绘之细腻，又是“卿资笑噱”的《杂纂》所没有的。公元847年，净土教由从唐朝归来的圆仁带回日本，不到百年时间便风靡全国。随着佛教的兴盛，说话文学兴盛起来，作者往往用杂有片假名的变体汉文，或是杂有汉字的片假名的文体，将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其语言风格，不同于汉文学系统。平安后期的所谓“和汉混淆文”，便是一种混用日文、汉文系统的文言文并且掺杂着当时口语的文言体文章。它将日文的优美和汉文的劲健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长处，加以融汇锤炼，以更加纵横自如地表情达意。中古时代许多深受武士喜爱的以战争生活为中心的军记物语，便是这种文体写成的。室町时代五山文学中也出现过一些善文的僧侣，虎关师炼曾建议当时的执政者罢黜骈文，提倡汉文，并亲自仿韩愈《原道》而作《原慢》等。江户时代幕府以儒教为官方哲学，汉诗文进入兴盛时代，宋黄坚所编《古文真宝》继续作为习作汉诗文的范本流行，榊原篁州著《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林罗山谚解、鹈饲石齐增述《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以上二书收入汉籍国字解），这两种释解之书虽遭荻生徂徕一派的抨击，但仍流行甚广。荻生徂徕自己编有《古文矩》一书，收入李攀龙《比王集序》等文，分段详注，以提倡唐宋古文。江户时代的儒生依靠师徒相授、父子相传、训点诵吟的办法，学作中国式的古文。斋藤拙堂《拙堂文话》评介这一时期古文发展的趋势是“元禄 (1688—1703) 胜元和(1615—1623)、享保(1716—1735)胜元禄，天明(1781—1788)、宽政(1788—1800)胜享保”。著名的汉学者如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古贺侗庵、皆川淇园、赖山阳等，都潜心学习散文写法，许多汉学者有文集传世。江户幕府末年的维新志士，主要是采用汉文汉诗的形式来表达“盛极萌衰”的忧虑。习作汉文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治初年，并影响到当时的翻译文学，使其带有浓厚的汉文调。清政府驻日使馆随员姚文栋曾有心对日本汉文作系统介绍，拟从《经国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及营原道真、都良香等人的作品中选其精粹，编纂成《日本文源》；从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古文辞派、折衷派中出现的出色文章家中选录佳作，辑为《日本文录》；并将明治维新后中日文人直接交流的佳作编成《海外文传》，为此曾作《东海征文启》，希望日本各界人士协助收集资料，后因种种原因此计划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