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戏剧文学xinshiqi de xiju wenxue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国当代戏剧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话剧创作得到了复兴，并较之前17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剧作。三中全会以来，戏剧很快地恢复了“革命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传统，创作空前活跃，走在其他姐妹艺术的前面。造成这种繁盛景况的原因，在于否定了林彪和江青一伙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重申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同时也由于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能够面向广大观众，及时表现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大众的心声。
粉碎“四人帮”之初，全国各地首先重新上演“文革”前17年创作的优秀剧目，如《八一风暴》、《豹子湾的战斗》、《霓虹灯下的哨兵》、《初升的太阳》、《雷锋》等。其后，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歌颂老一辈革命家贺龙的《曙光》揭开了新时期话剧文学的序幕。1978年，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在上海首演，第一个在文艺创作中对“天安门事件”作了正确的评价，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到1982年，戏剧创作日趋繁盛，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如以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为内容的《白卷先生》（陈屿）、《神州风雷》(赵寰、金敬迈)，以歌颂、怀念老一辈革命家为内容的《丹心谱》（苏叔阳）、《陈毅出山》（丁一三）、《东进！东进》（所云平）、《西安事变》（程士荣）等。这一时期，历史剧的创作也出现了丰收景象，如曹禺的《王昭君》、陈白尘的《大风歌》、年轻作者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等，均为古代历史题材的优秀之作。表现现代历史人物的如耿可贵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梅阡的《咸亨酒店》等，也都得到观众的好评。从1980年“剧本座谈会”以后，话剧创作的重心转向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实际上，1979演的《报春花》（崔德志）、《权与法》（邢益勋）、《救救她》（赵国庆）等剧作已表现出这一端倪。此后，类似题材的作品便层出不穷，如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黎明》、梁秉堃的《谁是强者》、李杰的《高粱红了》、李桦的《被控告的人》、王景愚的《可口可笑》、漠雁的《宋指导员的日记》等等。其间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曾引起过争论，评论界一般认为该剧犯有简单化的毛病，表现了作者在认识和反映复杂社会生活时的某种偏激情绪。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剧作大都以内容见长，尤其是以涉足禁区，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取胜，而在形式上则较为粗糙，基本上沿袭了60年代戏剧创作的模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也还未脱尽“三突出”等观点的影响。不过，也有一些作品在艺术形式的开拓上作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哦，大森林》（都郁）、《再见了，巴黎》（程浦林）、《血，总是热的》等剧作开始了“戏剧电影化”的有益探索，在演出中利用灯光手段来完成场景的转换，或两个以上的表演区同行进行。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采取了所谓“冰糖葫芦式”的结构，用10个围绕陈毅的小故事代替了传统的中心事件和冲突。高行建的《绝对信号》、《野人》则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剧作的技巧，着力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透过荒诞的形式，抨击了社会上的虚伪。此外，如《黑骏马》、《弹吉他的姑娘》等剧作则有意识地引入了歌舞等音乐造型手段，出现了一种所谓“横向移植”的倾向。
进入80年代以后，话剧热开始大幅度降温。电影、电视的冲击，观众的冷淡，使话剧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普遍认为中国当代话剧已走入低谷。据统计，到1984年底，全国话剧演出场次竟下降到8年来的最低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探讨当代话剧的出路便成为话剧界的中心课题。在理论上，1983年爆发了关于“戏剧观”的讨论，重新考虑“戏剧是什么”这一古老话题。通过持续数年的这场讨论，人们冲破了狭隘、凝固的戏剧模式，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对戏剧本性的认识。在创作实践上，则是大批“探索剧”的出现。剧作家们在寻求新的表现方式，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使戏剧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除上述作品外，如《双人浪漫曲》、《路在你我之间》、《魔方》、《挂在墙上的老B》等，都在话剧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大致说来，这些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向化”，即不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而是淡化情节，侧重表现一定情境下人物的情绪心态；二是“综合化”，即广泛吸收绘画、音乐、舞蹈甚至杂耍等形式，丰富了话剧的舞台手段；三是“哲理化”，即不只满足于以情动人，还要求能够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思考，因而在形式上常常采用隐喻、象征等手法。与此同时，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未放弃，如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仍是传统的话剧形式，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总之，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话剧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价值取向。
1985年以后，与整个文学界的“寻根”热、文化热、民俗热相联系，话剧也开始转向这一热潮。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趋从，而是剧作家的当代意识使然。如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等，都表现了剧作家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刻反思，无论在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桑树坪纪事》，被评论界誉为新时期戏剧创作的最大收获。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话剧创作正在走出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