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而兴起的诗歌创作潮流。新乐府之名源于白居易，专指“即事名篇”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诗歌。唐代中叶，顾况、李绅、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诗人提倡并努力从事新乐府诗创作，一时篇章迭起，蔚为大观。并形成了诗歌创作流派，即被称为“新乐府诗派”。由于该派以元稹、白居易为首，故又称“元白诗派”。中唐新乐府是乐府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两汉时期乐府民歌开创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建安时期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继承其传统，发展为“借古题写时事”，以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生活，直到唐代杜甫、元结开创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因事立题”的新题乐府诗创作，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新的发展。中唐前期顾况师承杜甫、元结新题乐府的写法，学习《诗经》创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仿《诗经·小序》的形式，开创“首章标其目”的形式。中唐贞元末及元和年间，新题乐府诗更盛。李绅首先把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区分开，并创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随后“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接着白居易续其后依其例写成新题乐府五十首，并定名为“新乐府”，把新乐府运动推向高潮。在此之际，白居易、元稹还创作了其他的新乐府诗。此外，张籍、王建也都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在这派诗人中，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艺术成就最高，虽然他写作新乐府诗稍后于李、元、张、王诸人，但人们一般还是把白居易看作这一诗派的代表作家。新乐府诗人还提出了较完整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元稹《乐府古题序》等文章较集中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指出诗歌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提倡诗歌创作讽谕时事政治，同时反对“嘲风雪，弄花草”无病呻吟的诗风。他们诗歌理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把文学的功能看得过于狭窄，并以此为标准批评李白，更有失公允。但是他们的理论对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中唐新乐府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晚唐及宋乃至明清学白居易者大有人在。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出现的新诗潮。所谓 “新乐府”,又叫 “新题乐府”,指唐代诗人即事名篇所创作的乐府诗，与汉魏乐府及后人袭用古题所作的乐府诗相对。据说，汉魏乐府的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一传统在六朝至唐初却因 “嘲风雪，弄花草” 的诗风流行而颓靡不振。盛唐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便以乐府诗体字句参差、自由灵活的形式，“即事名篇”,来针砭现实，如《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题乐府，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 “新乐府” 的概念。随后，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应该 “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 的主张。这些都可视为中唐 “新乐府运动” 的先声。唐宪宗即位后，曾经颇思振作，这对步入仕途不久的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呼应，要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反映各种社会问题，于是就产生了一股新诗潮，现代学者胡适在所著 《白话文学史》中首先将其命名为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 概念的形成，始于李绅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作者) 的 《新题乐府》。元和四年 (809),李绅写了 《新题乐府》 二十首，送给元稹，元稹读后说： “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自己也仿照这种形式写了十多首，白居易热烈响应，写成五十首，并题为 “新乐府”,正式启用 “新乐府” 一名。白居易将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而且系统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诗歌运动的理论主张，所以被后代视为 “新乐府” 的代表人物。白居易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其目的是 “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道人情”。这实际上就是儒家正统的文学主张，就是要以诗歌作为参加政治的一种方式。他们所创作的 “新乐府”也确实在实践这种主张，举凡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非常敏感的问题，都被写入了 “新乐府”。尽管现代某些学者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主张和这些创作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将诗歌作为政治工具是文学的悲哀，但设身处地，我们不难想象这一新诗潮在当时震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没有新闻媒介，白居易等人实际上是以诗歌的形式来报导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类似所谓“诗报告”或“报告文学”。白居易等人并非 “遵命” 图解朝廷政策，而是因有一种使命感和信念，便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求得以改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创造供艺术欣赏的美文学，而是揭露、针砭、讽谕。就是放到现在，如果有这样的诗人，我们也会对其表示极大的敬佩。现代读者不会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去批评 “报告文学”,同理，也不应该从这一角度苛求 “新乐府”。

360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以创作新题乐府为内容的诗歌革新运动。代表人物是白居易和元稹，在其以前或与其同时的积极参与者有元结、顾况、李绅、张籍、王建等。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与《寄唐生》等文章中，提出了较完整的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强调诗歌应与政治、民生疾苦结合起来，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及其弊端。元、白及其他作家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他们所提出理论主张。新乐府运动对于纠正大历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理论。

新乐府运动xinyuefu yundong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批判现实为主旨，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是指自立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已有少数自创新题的，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贞元，元和年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正走向衰落，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相对稳定，并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送给元稹，元稹“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也和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当时诗坛上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见于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诗文和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其理论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们十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即“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为了使人容易接受，他们还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努力做到表达顺畅，明白易懂。这些理论是对《诗经》、汉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诗歌传统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对于纠正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形式主义诗风，有重要意义。
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他们的乐府诗和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问题。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鲜明的倾向性。在揭露现实的广泛性和批评时政的自觉性方面，继承杜甫而有所前进。在艺术上，虽各人成就不一，但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触犯了许多有权有势者。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尽管如此，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都是对新乐府传统的直接继承。

新乐府运动Xinyuefuyundong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所谓新乐府，即指唐人自立新题、叙写时事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自立新题写时事，大盛于杜甫，即元稹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此后，元结、顾况、戎昱、戴叔伦等继作，均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人物。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同时应运而生。首先由李绅写了《新题乐府》20首（已佚），元稹和了12首，白居易又写成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之名称。继而张籍、王建、刘猛等人，既写新乐府，又写古乐府，形成一个影响颇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文学史上称为“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倡导者，他为新乐府运动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主张。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规定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提倡“惟歌生民病”(《寄唐生》)，反对“嘲风月，弄花草”(《与元九书》：强调诗歌的抒情性，提出了“根情、言苗、华声、实义”的理论；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提出“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主张诗歌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易懂。这些理论，继续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和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们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好诗，充分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新乐府运动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在明确理论指导下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乐府运动

发端于杜甫、元结，壮大于白居易、元稹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是与魏晋以来古题乐府相对而言，自立新题新意，“为时”、“为事”而作，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语言通俗明白，风格朴实平易。于当时及后世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乐府运动

唐代白居易所倡导的诗歌运动。所谓“新乐府”，是指与乐府古题诗相对而言的新题乐府诗。早在中唐以前，杜甫、元结等就以具备新乐府特点的诗篇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到了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有意识有目的地创作大量的新乐府，抨击统治者的荒淫骄奢和残忍暴虐，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表述个人的政治主张，一时间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作品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反映现实生活，具备社会教育作用，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之类脱离政治的作品；要求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提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雕章镂句的形式主义诗风。这种理论主张在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行。新乐府运动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对诗歌干预生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及理论发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其理论和实践明显表现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而且，过分强调诗歌的补缺矫弊的社会功能，贬低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作品只“得风人之什二三”、“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持论不免偏激狭隘，不能不降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平。

新乐府运动xin yue fu yun dong

Movement of New Ballads,led by Bai Juyi and Yuan 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