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事丰

语见唐代刘知己《史通·叙事》“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传散文的文学意义往往体现在叙事上，刘知己认为史传散文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而“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要使两者之间的矛盾得到统一，不在于“寡事”，而在于“省文”，于是“文约而事丰”就成了衡量叙事才能的标准。刘知己认为，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应从两方面下手：一是就表现方法言，“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或“直纪才行”，或“唯书事迹”，或“因言语而可知，”或“假论赞而自见，”只须根据家际情况，灵活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不可“兼而毕书。”二是就修辞技巧而言，则“叙事之省，其流有二”，即省句、省字。二者相比，“省句为易，省字为难”。陆机在《文赋》中就说过：“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刘知己关于“文约事丰”的创作要求，不仅是对史传散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的主简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代散文家创作家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