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流别论

文体论。西晋挚虞作。又名《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原配合《文章流别集》，评论各体文章。其书早佚，仅残存十余则，由清严可均辑入《全晋文》。此文分古代文章为诗、颂、铭、诔、赋等各种类别，逐类探讨其文体性质及源流，兼指陈作家作品得失。既是我国最早文体论专论，也是后世诗文理论批评专著之先驱。今收入《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本。

文章流别论

晋挚虞撰。挚虞(245?—311?)，字仲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历仕晋武帝、惠帝及怀帝三朝，位终太常卿。师事名士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有关文学者计有《文章志》二卷，《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其中《文章志》属史部簿录类，兼有文人传记和文章目录之用；《文章流别集》属集部总集类，自诗、赋以下，分体编纂，类聚区分，乃历代总集之祖。《文章流别论》原附于《文章流别集》之叙论并解题，梁以后别出，与《文章志》并行，《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至唐始有《文章流别论》之称。其书亡于宋后。《文章流别论》遗文散见于类书及古注中，经后人辑佚，可见者凡十九则。其中有总论文章者，有分论文体者。其论文章之功用，以为可“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此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立论。其释“六诗”，亦一本《周礼》，不取《毛诗序》“六义”之称，在解释上又重情志而弃美刺。如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即与汉儒有别。其分论文体者，今存有论诗、颂、赋、七、铭、箴、碑、诔、哀策、哀辞、图谶等十一体。其中论诗体的形成，自三言至九言皆源于《诗经》，实将四言诗体中非四言句式，作为非四言诗体的源头，乃受尊经观念限制。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作品的批评，约有七则。其书影响颇大。钟嵘《诗品》许为“详而博赡，颇曰知言”，刘勰《文心雕龙》虽讥为“精而少功”，但在不少具体论述上实受其启发。

《文章流别论》

晋代挚虞所作，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详细考察了文体的源流、特征。其美学思想遵循儒家的传统观念，强调艺术的社会伦理作用。认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从宗经思想出发，他一概否定了不符合《诗经》颂诗标准的颂。对于辞赋，他指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今之赋，以事形为本”，倒是中肯的批评。但接下去指出赋的“四过”：“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却显示出对艺术表现手法的不理解。基于儒家立场，宗经信条，使得他的理论显示出顽固保守，贵古贱今的倾向。

文章流别论

理论批评著作。西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一作仲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师事著名学者皇甫谧，博学多闻，明于礼仪，青年时为郡主簿，后历任中郎、太子舍人、闻喜令、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等。晋怀帝即位后，任太常卿，负责礼乐郊祀。洛阳陷落后，饥馁而死。挚虞长于文笔，著述不倦，《晋书》本传说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其《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综合以上著录及其他材料，今人或以为《文章流别集》是编选前人作品的总集，按照文体，以类相从；《志》是附在文前的作者小传，有助于论世知人，理解作品；《论》则是附在各类作品之前对该文体渊源、特点、流变的论述。三者实不可分，而今均已佚失。

倘说《文章流别集》属“总集”性质，则《文章流别论》属文学理论批评。两汉以来，创作渐趋繁荣，形式多种多样，而区分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以便于写作中准确把握，亦逐渐为人们所注目。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便曾论及八种文体；与挚虞同时而略早，陆机《文赋》更扩至十种文体。但二者于各体特点均画龙点睛，语焉不详，且未涉及各体源流变迁。锺嵘《诗品序》称“挚虞《文志》，详而博赡”，即指《文章流别论》而言，可见其所分文体较前人为多，论析较前人为详。今虽不得睹其全貌，但仅据清人严可均所辑得的十二条，便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杂文、碑、图谶等十二种，并较为详细地探其源流，判其优劣。如论赋，先称其为“敷陈之称，古诗之流”，界定其名称含义，追溯其源自《诗经》“赋、比、兴”之“赋”;次论其写作原则为“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借助形象，陈说情志；再述其流变：“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而汉代贾谊之赋则可与屈原并肩；最后论后世之赋的痼弊，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端。这在文体批评史上实有开创性意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论述三十余种文体，自称其程序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与挚虞论赋着眼点大致相同，足见其影响。

在论文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挚虞也时有精到之见。如说“兴者，有感之词也”，不同于前人的定义，反映出魏晋以来“兴”义的新发展；前述论赋的四“过”，亦能击中汉大赋的要害。但挚虞是正统的儒者，不免时露保守观念与宗经思想，如强调文学的政教风化功能，认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显然对新兴的五言诗持不赞成态度。

《文章流别论》的佚文，严可均所辑的十二条收入《全晋文》卷七十七；另外近人范文澜又辑得两条残文，见其《文心雕龙·序志注》。

文章流别论

文论名篇。西晋挚虞作。《挚太常集》见载。挚氏作有《文章流别集》，因为之论。其原文已佚，今仅存十余条，内容包括：一、叙文章的本质作用，“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二、论述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谐讔、碑文、图谶等文体的特点与演变。挚虞的文学思想基本遵循儒家的宗经思想，崇尚古代文体规范，如云古颂、古赋，诗要有“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又讲求中和之美，追求讽谕议，反对“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之美”，否则当“背大体而害政教”。由此可见其文学思想是比较正统的。他的文体论继承曹丕、陆机而有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所述文体种类的数量超过前人，而且论述文体特征的演变和发展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对《文选》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对后世文体的批评方法皆有深远的影响。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云：“《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

文章流别论

晋·挚虞撰。虞 (?—311)，字仲洽，长安 （今陕西西安西北） 人。惠帝时官至秘书监、太常卿。后在洛阳荒乱中饥饿而死。《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 《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见《流别集》是按体裁选集古代优秀作品，并对每种体裁加以论述的选本。《流别论》盖其所附，后来摘出别行，成为文体专论。《集》与《志》均早亡佚，惟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七辑有十余则佚文为《文章流别论》，以此尚可窥其大概。它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并对每种文体都从其体裁的产生和作用、发展和变化，以及作家的得失，作了全面论述，并对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以及屈原之后辞赋的发展作了评论，颇有可取之处。另外此书还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末”，对文学创作的内容范围和作用，提出了可贵的见解。

文章流别论

文体论集。西晋挚虞(?—311)撰，一卷。虞有《挚太常集》已著录。是书为古代文章分类专著。据《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 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该书按文体分类，选集古代优秀作品，按类叙论，溯其源流，考其正变，辨别古今异同，品评各家得失，颇为详备，惜已佚散，今仅存残文。清严可均《全晋文》七十七辑十二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补辑二条，凡十四条。仅此残编，论及诗、赋、铭、诔、颂、七、杂文等，全面精当，为魏晋以来，继《典论·论文》与《文赋》之后，文论之集大成者。刘勰、钟嵘、萧统均受启迪。明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挚太常集》题辞中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今有增定《汉魏六朝别解·子部》《文章流别志论》一卷， 附一卷本，关陇丛书《挚太常遗书》本。

文章流别论

理论批评著作。西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一作仲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师事著名学者皇甫谧，博学多闻，明于礼仪，青年时为郡主簿，后历任中郎、太子舍人、闻喜令、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等。晋怀帝即位后，任太常卿，负责礼乐郊祀。洛阳陷落后，饥馁而死。挚虞长于文笔，著述不倦，《晋书》本传说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其《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综合以上著录及其他材料，今人或以为《文章流别集》是编选前人作品的总集，按照文体，以类相从；《志》是附在文前的作者小传，有助于论世知人，理解作品；《论》则是附在各类作品之前对该文体渊源、特点、流变的论述。三者实不可分，而今均已佚失。
倘说《文章流别集》属“总集”性质，则《文章流别论》属文学理论批评。两汉以来，创作渐趋繁荣，形式多种多样，而区分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以便于写作中准确把握，亦逐渐为人们所注目。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便曾论及八种文体；与挚虞同时而略早，陆机《文赋》更扩至十种文体。但二者于各体特点均画龙点睛，语焉不详，且未涉及各体源流变迁。锺嵘《诗品序》称“挚虞《文志》，详而博赡”，即指《文章流别论》而言，可见其所分文体较前人为多，论析较前人为详。今虽不得睹其全貌，但仅据清人严可均所辑得的十二条，便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杂文、碑、图谶等十二种，并较为详细地探其源流，判其优劣。如论赋，先称其为“敷陈之称，古诗之流”，界定其名称含义，追溯其源自《诗经》“赋、比、兴”之“赋”；次论其写作原则为“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借助形象，陈说情志；再述其流变：“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而汉代贾谊之赋则可与屈原并肩；最后论后世之赋的痼弊，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端。这在文体批评史上实有开创性意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论述三十余种文体，自称其程序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与挚虞论赋着眼点大致相同，足见其影响。
在论文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挚虞也时有精到之见。如说“兴者，有感之词也”，不同于前人的定义，反映出魏晋以来“兴”义的新发展；前述论赋的四“过”，亦能击中汉大赋的要害。但挚虞是正统的儒者，不免时露保守观念与宗经思想，如强调文学的政教风化功能，认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显然对新兴的五言诗持不赞成态度。
《文章流别论》的佚文，严可均所辑的十二条收入《全晋文》卷七十七；另外近人范文澜又辑得两条残文，见其《文心雕龙·序志注》。

文章流别论

文论专著。晋挚虞作。清严可均从虞所选《文章流别集》中辑出其对各体文章的评论而成。专论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强调人伦教化，反对浮靡文风。对南朝刘勰、钟嵘的文论均有较大影响。

《文章流别论》

西晋挚虞著。《晋书·挚虞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得。”《新唐书·艺文志四》载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全书今已佚失，只残存后人从各种类书中辑出的若干条论说。《文章流别论》先就文章的源起和类别作了总体解说，然后就赋、诗、七体、箴、铭、诔、哀辞、碑文、图谶等各种文体分别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尤详于赋、诗、七体等几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体。比如他谈赋，先讲赋的起源和作用，继言赋的发展变化，并评论有关作家作品，且举出足以为典范的文章，最后标举赋的创作原则，又剔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种写作失误，这是很有系统的论述方法。《文心雕龙·序志》篇曾讲到立论文体的四条纲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定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条纲领挚虞早已运用。刘勰的立论很可能受到了挚虞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