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古今

王充关于文学发展的观点。语出《论衡·案书》：“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善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汉人著述多依经立论，崇古、泥古倾向很严重。王充著《论衡》，受到时人的批评，认为此书“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于经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论衡·自纪篇》)这种批评一是指《论衡》文体不当，二指它不合经传、不类前贤。王充针对文坛上这种崇古而抑今的不良现象，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是俗人之语，无知之言；他认为文学评论应以是非、善恶、真伪和作者的才能高下浅深作标准，而不应拘泥于古今、故新，即“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他认为事物是发展的，不是今不如古，而是今胜于古，文章亦是如此，所以他强调写文章要创新，而反对摹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论衡·自纪》)调辞巧文，辨伪事实，都各有所从，这是文士著书立说所依据和追求的，否则，因袭模仿，则“黄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在“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作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等“五文”中，以“造论著作”最贵，这是因为只有“造论著作”才能“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诽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之思，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这就是说从作者真实认识体验出发而创意作文的“造论著说”最具创新精神。他还提出“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自纪》)的文学见解，认为只要各自按照自己的个性进行创作，就能创造出与前人可以媲美的作品，这正像“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同上）一样，从而形成不同于别的时代独特风貌，使文学获得发展。王充反对摹拟，提倡“文无古今”要求文章应创新的文学见解，是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对于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的建设都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