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天皇制国家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在教育上的具体表现，它也是日本当时思想战线上儒教的德育论和军国主义思想战胜欧化思想及民权论思想的产物，充满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它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颁布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它一直起着规定日本教育方向的教育基本法作用。
 《教育敕语》的发布方式与通常的政务诏敕不同。它不是由大臣签署，而是由天皇亲自签署，以天皇的名义颁发的。这就表明《教育敕语》高于一般政府法令，具有绝对的基准性和权威性。
 《教育敕语》将儒家道德(忠、孝、仁、爱、信、悌等)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根据东方的家庭主义伦理观与普鲁士的国家主义学说，将二者统一到“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军事目的上来。显然，贯穿《教育敕语》的每个道德条目的基调乃是国家主义的旋律。
 《教育敕语》颁布后，对日本的教育界、思想界和理论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对当时的国民教育方针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倡国家主义的道德，禁止欧化思想的传播，实质上是对当时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压抑，这表现了它的保守性反动性。当时在国民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上必然地要体现出“敕语”的精神实质。与《敕语》同时颁布的《改正小学校令》中强调了小学教育的任务主要是“道德教育”和“国民基础教育”。所谓“道德教育”主要是指《敕语》所规定的道德条目；所谓“国民基础教育”也是按照《敕语》之要求，进行“尊王爱国”的教育及传授对国家有用的基础知识。《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实质为后来日本教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这不仅是日本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遗憾和极为深刻的教训。

教育敕语

日本明治天皇关于教育根本方针的敕语。1890年10月30日颁布。最初的草稿是由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中村正直受文部省的委托而撰写的，但由于它一方面以忠孝为人伦之大本，同时又有洋学方式的表现，因而受到批评被否定；后由法制局长官井上毅和枢密顾问官元田永孚两人合写，据说山县有朋首相和芳川显正文部大臣也参加了审议。“教育敕语”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说明日本国体之精华是教育的渊源。“敕语”指出，天皇“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第二，依据东方家族主义伦理观和普鲁士国家的有机体说，把封建道德(忠、孝、仁、爱、信、悌等)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又用日本的纪元神话加以修饰，从而拼凑成了一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教德目为基础，以忠君爱国为国民最高道德的国家至上主义伦理。第三，强调“敕语”中列举的诸德目的普遍意义，鼓吹天皇乃是道德的化身，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明治维新以后，围绕着教育的理想和目的问题，在儒学的保守主义和洋学的开明主义之间，进行了反复的争论。“敕语”通过其权威性明确地规定了以儒学为基础，实行国家主义臣民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不仅对于明治时代的教育史，而且对于近代日本史也给予了广泛的长期的制约。“敕语”颁布后，很快就发到了全国所有学校，作为一种“绝对的教导，”强令师生敬拜、奉读，在小学校的修身教育等各科中彻底贯彻，使其宗旨渗透于国民之中。其结果，天皇个人作为“现人神”而被神化，国民作为“人的资源”而被物化，科学和哲学被放在教育和学术之下，处于隶属地位， 日本思想史开始进入“敕语”所象征的那种沉闷的低气压圈内。1948年，国会宣布“敕语”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