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书》Books on Disaster Relief

宋代综述历代救荒政策、赈灾措施及其得失利弊的荒政类农书，是同类农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作者南宋董煟，字季兴，鄱阳人。绍熙五年(1194)进士。曾任瑞安知县。书前自序云，幼时亲见灾年“民有流离饿莩转死沟壑之患”，遂立志要减轻贫苦民众水旱霜蝗之苦。于是研究总结历代救荒政策的利弊，探讨赈灾措施之得失，并借鉴历代荒政的经验教训，写成该书。
全书三卷，3.8万余字。后附《拾遗》。上卷考古证今荒政。中卷条陈救荒之策，包括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恤农、遣使、弛禁、鬻爵、度僧、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预讲救荒之政、救荒仙方等细目。其中捕蝗一目作者一再强调“蝗蝻则有捕瘗之法。凡可以用力者，岂可坐视而不救耶！”记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即北宋熙宁八年(1075)颁布的“熙宁诏”和南宋淳熙九年(1182)颁布的“淳熙敕”，并总结了当时行之有效的7条捕蝗方法，对后世的治蝗和治蝗著作的编写均有深远影响。下卷为救荒杂说，备述本朝名臣贤士的议论可鉴可戒。《拾遗》部分包括前代除蝗条令、捕蝗法、赈济法等。版本主要有《墨海金壶》、《珠丛别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救荒活民书

中国古代论述救荒历史及政策的一部专著。南宋董煟著。书中对前代的荒政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地阐述，主张荒政的最终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作者认为 “自古盗贼之起，未尝不始于饥馑”，如不采取措施，则“鲜有不殃及社稷者”。全书分三卷：卷一分析救荒史迹；卷二论述救荒具体措施，有常平、义仓、禁遏籴、不抑价等二十条；卷三引述宋代有关救荒议论和事迹。另有 《拾遗》一卷。

救荒活民书

宋代论述荒政的著作。三卷(另有《拾遗》一卷)。南宋董煟著。董煟（生卒年不详），字季兴。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熙五年(1194年)进士，曾知瑞安县，与当时的思想家叶适有交往。此书系其成进士后知瑞安县以前所写成。
卷一叙述宋以前的救荒议论与措施；卷二论述其自己的“救荒之策”；卷三引述宋代有关救荒议论和事迹。救荒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代的不少思想家都接触到这一问题，但董煟首先将救荒政策作了系统的原则阐述。
卷二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在总结前人和时人关于救荒问题的思想和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种救荒措施。它们是：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遗使、弛禁、鬻爵、度僧、恤农、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这二十种救荒办法，虽然都是前人已实行过的，但这里将其综合而系统地阐述之，并指出各种办法可能发生的流弊及其改进方法，因而成为一部较完备的学术著作，而不是点滴的救荒措施。
以往谈救荒，侧重于放粮赈济。董煟则不然，提出利用市场价格的自发活动作为救荒的总的指导思想。他提出最重要的五种救荒方式：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常平”是以收购或抛售粮食为手段以平定粮价；“义仓”历来以实物赈济，而他建议在一般情况下以现金赈济，即义仓存粮必须先行按市场价格抛售；“劝分”不采取以往直接劝诱富户售粮的方式，而采取劝诱地主、富商出资以买卖粮食方式，并借此诱致富户主动出售存粮；“禁遏籴”是扫除商人自由地“循环籴贩”粮食的障碍，反对那种怕粮食出境过多致使当地粮食紧张的狭隘观点；“不抑价”是利用粮食价格高低以指导粮食商品的流动方向。此外其余十五种办法，如“和籴”，强调须按市场价格进行，如“通融有无”，“劝人籴贩，劝商贾率钱贩米归乡”，利用粮食商品在市场价格指导下的自由流通，作为救荒手段。在他所列举的救荒史料中，对那些不限米价，甚至有意提高米价以招徕米商的作法也极为称赞。
董煟以后，元、明、清都有救荒之书，但其所论大抵不出董煟范围。此书是现存荒政类典籍中年代最早的一本著作。
主要版本有明南监本、清《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珠海别录》本等，《丛书集成》据《墨海金壶》本排印。

《救荒活民书》

南宋董煟(?—1217) 所撰论述其救荒主张的著作。董煟字季兴，号南隐，德兴（今属江西） 人，光宗绍熙五年 (1194年) 进士，先知瑞安县，后因进呈《救荒活民书》，升通议郎。曾创南隐书院，著有《南隐文集》等，已佚。《救荒活民书》共三卷 (另有《拾遗》一卷)，卷一摘引先秦至南宋孝宗淳熙九年 (1182年) 有关救荒史料，每条史料后均附作者议论； 卷二专论自己的“救荒之策”，计有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遣使、弛禁、鬻爵、度僧、优农、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凡20种，指出较重要的为前5种，后15种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卷三为本朝学者救荒议论选录，另有《拾遗》一卷。董煟重视救荒，总结和提出救荒之策，出于对饥民的同情，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董煟将常平、义仓看作两项基本救荒措施，认为“憔悴之民，多在乡村”，主张将粮食贮存在乡村，他批评将常平、义仓的粮食移作他用，指出：“义仓，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当给以还民，岂可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哉！”董煟还揭露当时“赈济之弊如麻”，为防止赈济舞弊行为，主张“痛惩一二以励其余”，如果当地还有粮食可买，“不如支钱最省便，更无伪滥之弊”。董煟批评当时的和籴“求小利以为功，殊忘敛散所以为民之意”，建议实行李悝的平籴原则，将和籴放在丰熟处进行，以购价比市价高出一二文。指出这是使有粮的人竞售粮食给国家的有效办法。还要求不限制粮食的价格，认为抑价不仅将使客米不来，还会造成本地粮食外流。董煟的救荒办法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强调立足于疏导而不单纯依靠政治的强制干预； 二是重视救荒的准备工作，强调及时克服救荒弊病，避免灾荒造成饥民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或“起而为盗”； 三是救荒办法全面，董煟所提20种救荒方法，虽是前人已实行过的旧办法，但他能综合系统地加以阐述，并指出各种办法可能发生的流弊及其改进方法，这样就使他的救荒政策成为较完备的理论。在董煟之前，还不曾有人将救荒政策予以系统的原则阐述。《救荒活民书》也为后代编著有关救荒的专书开辟了先例。董煟之后，元张光大作 《续救荒活民书》，补充宋以后救荒事实及议论，明朱熊又作 《救荒活民书补遗书》三卷，陈龙正作 《救荒策会》七卷，清康熙时朝廷编 《荒政丛书》，均受到董煟《救荒活民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