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案

此案发生于1919年5月。察哈尔省有尊亲属某甲，强奸卑幼女某乙未遂。乙逃回娘家（同住一村），向其父丙哭诉，丙遂携女乙来到甲家质问。起初甲不承认，当被证实后，恼羞成怒，拔刀将丙杀死。此案在适用法律上颇多争议。一种看法认为，甲强奸乙未遂，又杀丙身死，因果关系未断，实合《补充条例》第四条之罪，应按该条处断，不得以俱发论。另一种看法认为，甲强奸乙未遂与杀死丙，虽然因果关系未断，终究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不能依《补充条例》处断。应依刑律第二百九十三条及三百一十一条以俱发论。第三种看法认为，强奸与杀人既然并非同时发生，那么照俱发例判处自属无疑。但杀人一罪不应依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应援引第二百九十三条和《补充条例》第四条处断。因为该条例是强奸杀人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而用《补充条例》第四条代替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仍然按俱发办理。第四种看法认为，刑律及《补充条例》均无尊亲属、亲属强奸的明文规定。甲的强奸杀人行为应只论杀人罪，而强奸是杀人行为的原因。不过强奸应作为加重情节。基于以上四种意见，大理院作出如下解释：“《刑律补充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乃指犯强奸罪当场故意杀人者而言。甲强奸未遂，事后因丙闻知找上门来论理，才又将丙杀害。其杀人行为，自应依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处断。至于说尊亲属强奸卑幼，既然在法律上无此明文，就仍然应按刑律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十三条论罪。只是依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项，必须有告诉时才可以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