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错误思潮，但不搞大批判

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正在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散布的社会主义危机论、失败论进行较量，宣传战线担负着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重任。邓小平历来重视对反 “四项基本原则” 的错误思潮的批判，但同时又指出： “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
邓小平指出： “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曾多次要求宣传战线及时给予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邓小平在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的谈话中指出： “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 ‘左’ 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 的错误思想。” “既要反 ‘左’，又要反右。” 他说： “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 ‘两个凡是’ 的，重点是纠正‘左’ 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他还说： “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 (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 ‘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左” 的思想有所抬头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尖锐地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 ‘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 ‘左’ 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 ‘左’。” 总之，有“左” 就反 “左”，有右就反右。
西方搞和平演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化运动才能实现。而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一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批判，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甚至纵容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对此，邓小平告诫说： “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一定要坚决反对，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质就是要“全盘西化”，搞私有制，这种所谓的改革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在政治体制方面，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妄图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宣传工作要坚决批判这种亡党乱国的社会思潮。
邓小平还提出宣传工作中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他又指出：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宣传工作还要反对 “一切向钱看” 的污浊风气，提倡经济生活中平等互利原则和助人为乐精神。宣传界不仅要批判 “一切向钱看” 的病态，而且还要克服自身活动中出现的 “一切向钱看” 的苗头，防止精神产品商品化。
对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但永远不搞大批判，不搞大运动，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提出的一种科学的宣传方式。他否定了猖狂二十多年的“大批判”恶习，指出： “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在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时，邓小平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教育的问题，……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但不搞任何大运动和 “大批判”。